1986年秋
藝術節還沒結束時，母親被診斷出患有食管癌，在此之前，她一直持續腹痛。醫生建議立刻進行放射治療。一朵剛剛盛放的花兒枯萎了，她的花瓣紛紛凋落，幾周前那個自信的女士已不見蹤影。這個瘦小枯槁的母親，幾乎說不出完整的話，仿佛變成了那個極其羞怯的我的誇張版。
那時，我在亨利·曼的工作室已經工作了五年。傑西卡快11歲，詹姆斯快8歲了，他們從附近的小學轉到紐黑文的一所小學上學。時間允許的話，我會開車到白原市送母親去做放射治療或去見她的腫瘤醫生—這個傲慢、暴躁的男人讓一位患有多種癌症的朋友活了十年。雖然統計數據顯示她的生存概率低於25%，但在做完放療後，她又選擇進行化療。我和比爾開車送她到醫院進行化療，在那裏她通常一待就是幾天。我上班、孩子們上學時，比爾會去看她。母親很喜歡比爾，他也很敬愛她。比爾認為，她是他見過的最好的母親。比爾對母親的照顧，令我和母親都感到非常欣慰。
隨著時間的推移，盡管一直做著可怕的化療，但癌細胞仍然在擴散。我感到絕望，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麵，曼醫生說，我不能總是這樣經常離開工作崗位；另一方麵，我又想多陪陪孩子。另外，還有需要照顧的母親。母親的朋友寫信告訴我，母親需要我，可是她從來沒有要求我去看她。“我應付得來。你不必……孩子們需要你。你兩周前來過了。”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簡單明了地讓她明白，告訴我“她需要我的幫助”有多麽重要。我需要掙錢養家；我必須對患者負責；我希望自己能多待在家裏；我害怕給比爾帶來負擔，如果我離家太久，讓他自己帶孩子……所有這些內心的鬥爭都是為了在母親需要我的時候能夠幫助她。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本就嬌小的母親變得更加瘦小。對我和比爾來說，醫院總讓我們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在隱隱的擔憂和悲痛中，我們經常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