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
我已經和亨利·曼一起工作了9年。我在業界贏得了自己的專業聲譽，並負責督導機構裏經驗不足的臨床醫生。我認為我已經具備了獨立開診所的能力。除了我自身取得的一些成就外，我用母親留給我的遺產—她生前成功理財投資的錢，成立了一個工作室。我的督導丹·米勒很支持我。我的前心理醫生海瑟·桑德斯同意在我拿到行醫執照前，做我的醫療合夥人。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支持下，我離開了曼醫生的團隊，開始獨立執業。當然，這裏也有我母親的投資，我把這看成母親在保佑我。
一年後，在康涅狄格州心理許可委員會上，我的律師成功為我做了辯護，申明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接受培訓之後，就已經具備了取得執照的資格。取得馬薩諸塞州的行醫執照七年後，我通過了康涅狄格州的考試。
為了能彌補自己的盲區，並盡可能多地從臨床實踐大師那裏學習，接下來的7年裏，我繼續與丹麵談，尋求他的指導，直到他去世。那時候，他已經成為我的導師，也是我的朋友和知己。他把我和比爾看作他的家人。
1993年秋
“我想，你一定是東歐猶太左派知識分子家庭的女兒。我猜你在紐約長大，但我不知道為什麽你對蒙大拿那麽了解。”
一個波浪頭的高個女人坐在我旁邊，一副十拿九穩的樣子。聽起來，她對自己的猜測很滿意。我其實很想告訴她，我實際生長在一個偏遠的郊區，和她猜測的可不一樣。但我又好奇，她說的跟我曾經向往的相差不遠。我停頓了一下，思索著該怎樣回她。
“你為什麽會想到東歐猶太左派知識分子呢？”
她想了一下。“因為那是我向往的，”她說，“但這改變不了現實。我真羨慕你。我真想也生在你那樣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