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
對威爾遜醫生的談話治療，我總是充滿期待。他幫我了解到，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與我內心感受之間的關係。他解釋說，無論是別人對我微笑或是說了一句“我錯了”這種小事，還是因為沒能按時入睡而遭到懲罰或批評這種大事，我都可以試著去識別這些反應背後的情緒和感受，並最終加以控製。隨著對這些話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對自己的心理活動是如何運轉的越來越感興趣，對周圍的人也越來越好奇。
在入院後大約第十個月，我被允許去與醫院同城的一所高中完成三年級的課程。六月下旬，我住回自己家中，醫院稱之為出院觀察期。每隔幾周，我需要去見一次威爾遜醫生。
那個夏天的時光像勉強能記住的夢一樣，飛快地溜走了。我讀書，幫母親做家務，陪9歲的弟弟泰勒玩耍。我刻意回避著原來高中的那些朋友，他們此時都已經畢業，在打暑期工了。雖然他們回家時都會約我見麵，但在我眼裏，他們已經長大成人，而我仍然停留在原地，成年對我來說遙遙無期。
夏天快結束時，我開始了高三的學習。開始時，我各方麵表現得都不錯，同學們選我當高中榮譽生會主席—對於一個高三大部分時間都在精神病院度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意外的肯定。並且，我還在學校的戲劇表演中飾演了女主角。
我在榮譽生會入職儀式上的演講深受好評；參與表演的戲劇《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也大獲成功。我努力活成我自認為應該活成的樣子：積極開朗、樂於助人、充滿自信，而不是活成一個焦慮不安，為自己曾經是精神病人而感到羞愧的人。
九月底的一天，我像一個極不情願被遣送去前線的士兵一樣，逼自己推開學校的大門，走進那棟龐大的鋼筋水泥大樓。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好幾個星期，而每天我都需要鼓起更多的勇氣才能繼續來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