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
早上六點，周圍漆黑一片。在觀察室裏，大部分患者仍在睡覺。我躺在**，嘴巴裏插著體溫計，真希望這一天能快點過去。負責把我叫醒、給我量體溫的那個護士回來了，她取下溫度計，然後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針。疼得要命。這次注射，按照他們的說法，是為了“避免流口水”，是整個過程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雖然，這絕不是最糟糕的。
“跟我來。”護士低聲說。她把我從觀察室帶進治療室，裏麵有張輪床—一種狹窄的床或者說帶輪子的軟墊桌子，上麵鋪著濕床單，旁邊站著一名護士。我的身體早已預知要發生什麽，開始抑製不住地顫抖。
在這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裏，我脫下睡衣，赤身**地站著，直到護士讓我爬上床。我盡量什麽都不想，就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就當我不在那裏。“趕緊的。”她朝著床點了一下頭說。我躺在潮濕的床單上，感覺像是粗糙的帆布摩擦著皮膚。護士和護工每次都以同樣奇特的方式用床單把我裹緊，他們把我翻過來又翻過去，然後突然就弄完了。我平躺在**，被裹得嚴嚴實實，動彈不得。濕布裏麵，我的身體變得冰冷，上下牙齒不停地打戰，渾身顫抖。過了一會兒，顫抖耗盡了我的精力—漸漸地，我發現不那麽冷了，牙齒也不再打戰了，但我仍然不停地顫抖著。
我被濕布一直裹到肩的位置，手臂和腿完全無法活動，隻有手指和腳趾還能勉強動一動，於是我不停地活動它們。我感覺身體裏有一個巨大的能量堆，卻沒有辦法得到釋放。我更加快速地活動著手指和腳趾。
不久，護士把我的輪床從治療室裏推出來，進入一條長而低的走廊。走廊通往電擊室，他們就在那裏給病人做電休克治療。治療室裏又開始用濕布打包下一個病人，這次也許輪到艾莉森了吧。被護士推著穿過大廳時，我認出了一個在健身房見過的女人，每當她打的羽毛球飛過球網時，這位年邁的英國女士就會說“好極了”，她翻來覆去就隻說這一句話“好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