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
我懷著樂觀又絕望的心情來到州立精神病學研究院。我在第一家醫院的治療失敗了，這裏是我的第二次機會。
但當我和馬丁醫生找不到有效溝通的方法時，我失去了信心。我開始忍不住自殘，也正是這樣的行為導致我被轉院。所有的監護措施都隻能起到短暫的遏製作用。沒有什麽能完全遏製我的自殘行為。
對於我的這些行為和症狀，馬丁醫生並沒有尋求行為背後的動機。我們沒有談論過在第一家醫院發生了什麽，也沒有談論過我在家住了八個月後又重新入院的原因。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為我也的確沒給他什麽幫助。我沒有告訴他，恐懼和深深的羞恥感早已占據了我的心。因為，我深信他對此無法理解。
回家度過的這個周末，我越來越焦慮。
從我記事起，我就覺得自己的本質是邪惡的。我想通過懺悔、行善消滅自己的邪惡，但是所有的布道、讚美詩、祈禱和彌撒都印證了我無法逃脫原罪。
最近我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自我厭惡感與日俱增。我躺在**，一邊吮吸著受傷的大拇指，一邊思索著生與死的問題。對於像我這樣邪惡的東西來說，最有尊嚴的選擇是什麽？
有時候，當我感到絕望時，強勁的音樂會給我重新振作起來的力量。我把唱片播放器的音量調到最大，雷鳴般的和弦也許能消滅我身體裏潰爛發臭的邪惡。我決定聽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我有一整套貝多芬交響曲，它是我最喜歡的詹妮姨媽送給我的20歲生日禮物。
我把唱片放在唱片機的轉盤上，然後按下開關。將唱臂緩緩旋轉到唱片上，然後落下唱針，開始播放。起初，音樂的撫慰令我平靜下來，但很快，我又被強烈的情緒所主導。隨著交響樂的繼續，我變得悲傷不已，我為我是如此罪孽深重而悲痛萬分。我感覺自己像一艘被驚濤駭浪拍打的小船，在寒冷而黑暗的大海中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