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
休息室裏氣氛凝重，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著那個壞消息。當我們二十個人全都安頓下來，周圍變得異常安靜。即便是艾倫，此時也沒了聲兒—平時隻要有人願意聽，她都會大聲說話，而最後通常隻剩她一個人自言自語。勞瑞和梅也不再互相扯皮或翻白眼，她們擠在鐵鏽色的小沙發上，兩腿交叉，白色的牆壁更加映襯出她們蠟黃的臉。我雙腿交叉坐在一圈病人的邊上，雙臂緊抱在胸前，前後搖晃著。大家都在等護士長萊利小姐說話。
“可能有人已經發現貝拉去了街對麵的長老會醫院後，就再沒回南6號。”萊利小姐開始說道，“我認為你們可能想知道貝拉的情況，所以才召集大家過來做個通報。現在我告訴大家，她已經被轉移去了羅克蘭。”有人倒吸一口涼氣，甚至有人還哭了，伴隨一聲聲克製的喃喃低語—“哦！老天！”“我早就說過！”“天哪！”，被之前的沉默打破了，但所有這些都不足以表達人們心裏的巨大恐慌。我感覺自己似乎正看著一大罐汽油桶滾向一堆明火，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上個月，貝拉在八樓的實驗室裏吞了毒藥。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因此給毒藥發作提供了足夠的時間。傍晚，橋牌比賽快結束時，她倒在了地上。作為她的搭檔，那天我注意到她異常安靜，皮膚透著奇怪的綠色，但我從沒想到她會喝毒藥。
她的計劃差點就成功了。貝拉在重症監護室待了一周才保住性命。那之後，醫生便不願讓她繼續待在研究院。我預感她會被轉院，但我仍然無法相信這已成為事實。
貝拉是我在南6號要好的兩個朋友之一，另外一個是瑪麗。我們看待事情的方式相同，我不必多加解釋她們就能了解我的感受。
我在布盧明代爾時，瑪麗是那裏的護士生，是一個我很感激的人。她不僅和其他學生相處得很好，對我們病人也很友善。她尊重我們，而不是把病人當成可以隨意驅趕的愚蠢的動物，或是可能咬人的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