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年間的曆史，就是各派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的曆史。各派人馬奮不顧身，紛紛講變法的壞話，大力攻擊變法官員，形成了全國聲討變法派的熱鬧局麵。蘇軾和蘇轍是其中的急先鋒，而蘇軾的矛頭直指王安石。
蘇軾為了配合司馬光的保守政策，專門寫了一篇《論冗官劄子》，說：現在朝廷裁減官員，如果裁得多，“則人情不悅”；如果裁得少，“則積弊不去”。裁得不多不少正好才行，要做到既不影響工作，又讓“人無失職之歎”。但不知道如何裁減官員才能達到這種效果，終中國各朝各代，也沒有人真正解決過這個問題。蘇軾當然也不能，隻是提出限定授官名額的主張。
蘇軾又一連寫下《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和《論給田募役狀》兩文，指責“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把神宗和王安石所取得的成就抹殺幹淨，試圖說服高太後“盡去其法”。
蘇軾還說：自己寫的攻擊變法大臣的製詞，有時都不敢簽名，“臣未敢書名行下”，因為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後再抓住把柄，那就麻煩了……
其實司馬光大更法令時，蘇軾有點擔心，他勸告司馬光，“宜慮後患”。但司馬光不信，隻是拱手厲聲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但他們其實還是非常擔心的，直到章惇、蔡確等人基本被清除幹淨以後，保守派才鬆了口氣，因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為處置”。
在司馬光和蘇軾的領導和促進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幾個小黨派，各派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互相攻擊排擠，形成惡性黨爭。北宋的命脈，終於被這些君子給折騰得差不多了。
晚明王夫之在《宋論》中，曾對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諸公”有過精辟論述。這些君子天天說的話雖然多，但幾乎沒有誰能夠“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者，“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內政方麵，大家講廢話有癮，做實事無能，“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而對於外敵，則更是“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隻知大力排擠打擊變法派，“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