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書信，擺在丁汝昌麵前。那是一封勸降書。至於戰爭的結局，早在幾年以前，當他奉命率領著大清洋務運動的巔峰之作——北洋水師前往日本的時候，當那個充滿了活力的世界緩緩闖入自己的視線時，大約從那一刻起，他的心裏，就已隱隱地感知到了這份苦澀。
那時的日本並不富裕，他們的財政還在四處舉債。他們的曆史，似乎偶有亮點，卻也隻能算是做學生做了一千多年。在曆史的拐點上，他們同樣遭到了來自洋鬼子的威脅，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在堅船利炮前，同樣度過了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歲月。
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這樣一個土地狹小、囊中羞澀的蕞爾小邦，當丁汝昌率領著那支龐大的艦隊緩緩入港時，卻驚訝地意識到，這裏的君主和臣民，正在窮盡所能地建造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
丁汝昌記得，1886年，當他第一次率領海軍造訪日本時，那時的日本人，驚異於“定遠”艦的噸位和火力，這艘排水量7335噸的艦船，比他們正在建造的“橋立”號，足足多了三千噸的排水量。他們沒有這樣的艦。
他們的官員繞著“定遠”號上的大炮走了幾圈，目光中充滿了羨慕和驚懼。那正是北洋水師給這鄰居帶來的震懾效果。丁汝昌知道，當他將這一切如實匯報給李中堂的時候，中堂大人是一定會感到滿意的。
他本人一介武夫，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他記得，自己當年受命前往英國時，曾利用接收戰艦的機會，參觀了西方世界的物質文明。當他問起大英帝國所以強大的原因時，大概曾有位洋人給他打了一個比方。
這人說，國家的強大，就好像豐碩的果實。果實的生長，需要土壤，需要種子，進而才會有根、莖、葉、花，若土壤壞了，種子就不能發芽，如此一來，就更談不上果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