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北京城帶給康有為的又一次失望。1897年12月11日，他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了。不到一個月前，德國強占膠州灣的消息傳來，使他徹夜未眠。身為一個讀書人，當以家國天下為己任，可是眼看著國家一日不及一日，強敵麵前，早已尊嚴掃地，他的內心很不是滋味。麵對這江山的千瘡百孔，他焦急得淚如雨下。那時他已身在北京，隻身一人，內心的焦躁無人傾訴。就這樣，就在這淚光和焦躁中，他又一次提起了筆，奮筆疾書，慷慨陳詞。
那是他的第五次上書。和前幾次相比，這一次，他的態度更加大膽了。前幾次的條陳中，他隻是提到了部門的加加減減，其中的一些，皇上接受了，有的已經讓大臣去商量了。可是一轉眼，德國就入犯了膠州灣。中國軍隊不敢抵抗，全線撤退，對於朝廷來說，這是權宜之計，可對於一個民族而言，這是徹頭徹尾的恥辱。
他知道，眼下的中國人，麵對來犯者，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究其原因，本質上還是那個“弱”字。這個世界沒什麽道理可言，事實證明，強國欺負弱國，弱國的子民隻有委曲求全地活著，這就是道理。
條陳中，他不再過多地關注具體的單項事務，而是把重點放在了更加激進的政治體製變革上。他認為，沙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都是中國可以效仿的對象。皇上大可以以此為藍本，施行中國式的變法維新運動。之所以會選擇這兩人為楷模，康有為覺得，此二者相較於西方列強，都是後來居上的成功案例。而諸如英國的皇權隻是個象征，是沒有實權的，可是俄國的沙皇、日本的天皇，卻是真正的“開明君主”，是有實權的。在他看來，中國人走了幾千年的君主專製之路，中國人的信念裏，是必須有個皇帝的。因此，學習俄、日的政體，於中國而言，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