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0年3月，在韓琦的推動下，朝廷詔命吏部員外郎知越州範仲淹，恢複天章閣待製，前往永興軍任職。其實，用兵並不是範仲淹的特長，但在“四顧無人，而不能不以身任”的情況下，他身負對國家生死存亡的使命感，用他的才智和平日所掌握的軍事理論知識，毅然前往接受挑戰。
同月，晏殊由主管財政的三司使，調知樞密院事掌軍事。之前，富弼曾上言建議，邊關之事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不應該由樞密院單獨承擔，宰相也應該參與商議。
宋仁宗接納了富弼之言而下詔樞密院，自今舉凡邊防事務，必須與宰相參議。後來中書省還特地別置一廳，專與樞密院討論邊防軍事。
富弼還針對自從範仲淹被貶斥以後，不準中外越職言事的禁令，利用日食的現象上言說當前要應天變，通下情，希望天子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言事的禁令。因為在古代，日食被認為是天降的災異，來警告天子施政有所偏差。宋仁宗也采納他的意見，下令解除禁令。
在麵臨國家危難的時刻，宋仁宗還算是一個明辨是非的皇帝。範仲淹這次複職，有了能實現抱負的環境。他終於可以在國事上大展身手了。
範仲淹正準備前往西北方的永興軍上任。這時，朝廷又改變主意，命他為陝西都轉運使。接替範仲淹赴永興軍任職的，正是當年範仲淹被貶時，在蔡襄所寫的《四賢一不肖詩》中，被“封”為一不肖的高若訥。
諫官梁適看到這個任命，以為萬萬不可。他忙上諫宋仁宗說，當年高若訥曾經詆毀範仲淹謀事疏闊，現在又安排他們到西北共事，實在不妥當。宋仁宗嚴正地告訴他，任命範仲淹和高若訥一起到邊疆任職，是為了國家大局，他們應當明白我的用意，怎麽能以個人恩怨而影響國家安全。不過，雖然宋仁宗這樣說，不久以後，就下詔改留高若訥判吏部流內銓，讓他做九品官員的查看、選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