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賢院的考試之後，杜甫等待朝廷委派官職，可是很久都沒有下文。這又與杜甫二次落第的始作俑者李林甫有關係。前麵已經說過，李林甫是一個嫉賢妒能的小人，唯恐賢達之士露了鋒芒，削弱玄宗對他的寵信。他對杜甫受到玄宗賞識一事，一直耿耿於懷，當玄宗命他主持對杜甫的考試時，他豈能放過這個機會？！李林甫施展政治手腕，將杜甫的文章貶為中等，恩威並施地籠絡其他官員與他一同上奏玄宗，說杜甫的文才不過爾爾，遲遲不予分發官職。
等待的這段時間裏，杜甫曾回洛陽小住，他對兩個集賢院的學士說，仕途怕是無望了，隻能努力不要把祖父詩人的名聲也丟了。
杜甫的生活已經潦倒淒涼，若能放棄為百姓謀福祉、為國家朝廷盡心力的理想，安貧樂道，尋找另外一條獨立於世的出路，想必後半生也不會那樣淒苦。可偏偏杜甫執著於此，他的人生已經蹉跎了40多年，歲月毫不留情地在他的臉上留下痕跡，那深刻的紋路仿佛就是杜甫所遭遇的困厄和痛苦，如此明晰地顯示出這位詩人心中的愁腸百結。杜甫生存的理由和成長的理想都完全寄托在功名上，又為功名耗去了幾十年的光陰，他怎麽可能輕易放棄？
天寶十三年，即公元754年，杜甫又寫了兩篇賦文進獻給玄宗。在這兩篇賦中，杜甫再次表達了他對仕途的渴望，並且把他窮苦的生活描寫得十分淒涼。與此同時，杜甫又開始再度奔波於顯貴之門，請求他們予以引薦。他把詩作投給京兆尹鮮於仲通、來長安朝謁的哥舒翰、左丞相韋見素等。這些詩格律嚴整，形式固定，內容多是頌揚他們的功業，並陳述自己的窘況，最後說出投詩的本意，說得很可憐、很迫切，堆砌的典故也掩蓋不住他淒苦的心情。從這段時期杜甫的生活狀態我們可以看出來，他一方麵為貧窮所迫，一方麵被事業心驅使，想要謀得官職的心情已經成了一種執念，幾乎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