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歌德回到了魏瑪，意大利自由自在的生活過去了。在南方的歡樂歲月中，歌德沉浸在古典美的清明中，懷抱著對將來的憧憬客觀地審視自己的現實生活。現在忽然回到他身為官員的舊土中，幻滅後的失望和悲哀必然一直糾纏著他的心。基於此，歌德回到魏瑪後，態度變得非常冷淡，與許多朋友日漸疏離。
我從形象豐富的意大利，回到文化貧瘠的德國，仿佛由明朗的天空下回到陰鬱潮濕的小角落。我在遙遠的彼方所經曆過的感動，以及重回現實、陌生而被遺忘所感受到的苦惱和歎息，似乎沒有朋友能了解。他們不再關心我，不再慰藉我。這一切都使我陷入絕望之中。
歌德覺得被遺忘、被孤立了。最初賞識他的奧古斯都公爵，為了自己的任務長年出使在外；赫爾德覺得自己對歌德的影響力不如從前，也陰鬱不快地疏遠他了；施泰因夫人則因歌德意大利之行的不告而別耿耿於懷，事後總不肯諒解歌德的行為，到1789年初，二人以絕交收場。
回到魏瑪公國後，歌德再度成為政府官員，不過他隻接受了從前任務中的一小部分，形式上他仍是樞密顧問，但他全心貫注的，卻是公國的學術和藝術設施。其中他最關心的是耶拿大學的改進，他興致勃勃全力以赴，並時常留在耶拿大學與教授們交往。在此期間，歌德和席勒曾數度會麵，但二人之間並沒有產生親密的友誼，席勒認為他們最初的疏遠是因為彼此思考方式的不同：“歌德的哲學多半由感覺而來，而我卻是得自心靈……”席勒一開始對歌德的印象是這樣的：
經常處在歌德身邊，可能會使我陷入不幸。他對親近的朋友從不表現出感動的情緒。要探索他在想什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甚至覺得他是個極端自我的人。他善於觀察人心，注重小節，有透視他人內心，與他人溝通但又使自己本身隨時保持自由的才能；他不吝嗇做善事，但卻不犧牲自身。我認為這是他做人的一貫準則，簡單點說就是自我主義的極致。本質如此的人，身邊不應該招聚過多的人。本來我對他的才華非常傾心，但由於他的態度易招致別人的誤解、懷恨，他在我心裏喚起的是一種混合著憎惡與喜愛的情緒。我極想改變他的精神，卻又敬慕他成熟的思想。我決定在可能的範圍內，利用別人來觀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