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沛國而下，路上走了五天，才到了廣陵城（今揚州），不過如今早就改稱揚州。自運河建成之後，揚州就成為一方都會，其得鹽、河之利，繁華程度猶勝於徐州郡治所彭城。
到了揚州之後，司馬遹沒有像以前那樣一直待在行宮，在經過一番周密安排之後，他領著自己的幾個年紀稍大的孩子和溫嶠等人走在了揚州城的大街上。
廣陵（揚州），因為交通便利，當時已經成為工商業的中心，不僅鹽鐵漕糧由此轉運，還有一些紡織、刺繡的“工廠”。
廣陵（揚州）城中，當時雖然還不曾有“二十四橋明月”，但當地富庶，燈紅酒綠、鶯歌燕舞，卻是有的，城中頗多經商大戶，那宅院所修，就是東都洛陽的一些尋常權貴，恐怕也比不上。
然而揚州城郊，卻是另外一個樣子：沿湖河兩岸，雖然有很多有錢人的“別院”，但更卻是成片的棚戶區，其實這些房子，倒也並不是不堪入住，隻是與那些富商宅第一比，反差著實太大。看著周圍反差巨大的居住環境，隨行不少人都有些憤憤不平。
“陛下，商人出身卑微，靠奪占國家所得之利發跡，炫富耀貴，不知收斂，著實可惡！”這話是大皇子司馬臧說的。司馬臧出身皇家，其外祖家又是大晉頂級山東世家，其所思所想無不受世家影響，言語中流露出輕視商賈的思想。
“商人與工匠走卒，相去未免太過！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尤為可惡者，逃漏稅款，囤積居奇，巧取豪奪。”溫嶠所感，與大皇子司馬臧又有不同。溫嶠雖然也出身世家，但他受新學思想影響的更大，而且他成年後又多方遊曆，看的自是比正在接受教育的司馬臧要深。
司馬遹微微一笑，並沒有對眾人的議論發表任何看法，貧富差距是事實，但卻不是取締工商工商的理由，當然了，在稅收上稍稍限製一下工商還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