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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特別是經過約有三分之一的東京人參加的那次激**人心、震驚天地的伏闕上書以來，東京人變了很多。他們變得深沉了，不再追求虛榮的享受和輕佻的生活。他們帶著密切的關注注意國家大事，他們懂得現在兩河地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要關係他們的國家、家庭和個人的生死存亡，而不再像過去那樣把戰爭和政潮當作好玩的節目，從旁觀者的角度為它叫好助威，或者吆喝著希望把他們不喜歡的一方擊敗。他們譴責或讚美政府的官員，也不再從一時的好惡出發而形成一個嚴格的標準——凡是削弱或渙散了抗金力量的人都是壞的，反之就是好的。這個標準本來已樹立在每個人心裏，而經過宣德門事件以後，它的應用更加普遍化和明確化了。
總之，東京人是變了，變得更沉著和更成熟了，他們好像從一個小孩變成為已有相當閱曆、經得起考驗的成年人。
不幸的是，這大半年來，一切發生的事，都與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局勢好像沿著一條狹窄的軌道急驟飛馳，眼看距離終點已經不遠。終點將是一聲飛雷，把大地上的一切炸成灰塵，炸成齏粉。他們雖然懷著無限焦急，卻不知道用什麽方法來阻擋那在軌道上飛馳而來的大災禍。城市居民雖然熱血沸騰，愛國情切，值得稱讚，但當他們還沒有被良好的領導者組織起來時，卻處於無拳無勇的狀態，沒有多少辦法來改變國家的厄運。
太學裏的三家村，這塊牌仍然存在，但內容已非，因為參加的成員和地點都有所改變了。三家村的中心人物，也是宣德門伏闕上書的領導者陳東，在上書以後，奸臣們迫害百端，實際上已被開封府監視起來。有人勸他應種師道、李綱之辟，投筆從戎，一方麵也為了高飛避禍。他說：當初伏闕上書，請官家複用種、李，為的是急國家之急，豈為自己留一條避禍的後路？朝議要懲辦“首禍”，他聽之任之，不願意離開東京一步。後來淵聖皇帝再次肯定“太學生伏闕，乃是忠義所激”，並賜陳東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官場上是勢利的，一部分朝臣看到聖眷甚隆，頓時換了一副麵目，要想收他為門生，替自己風光風光。他這才想到要回到鎮江去省視帶病的老母，暫離京師以避“福”。他倒不是害怕短時間的福氣會給他帶來長久的禍患，凡是深明老莊之道的士人都知道禍福相倚的道理，陳東卻不是老莊一流，他是真正害怕被人拉進官場去鬼混，這是一個天生的在野派，永遠不知道怎樣做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