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寫到這裏，我很難抱有以往那般樂觀的心態去陳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方麵是孤掌難鳴，另一方麵由前途未卜而引發的恐懼深深折磨著我，使我力不從心。實不相瞞，相較於那個男孩，我並不認為自己比他強多少，我們在恐懼麵前除了畏縮，皆無所適從。惟一的區別是我比他更善於偽裝，能避免使自己看上去不堪一擊。
對於那台錄音機，我確定是昨晚凶手襲擊我時留下的。一來它此前沒有出現過，二來它就橫亙在玄關處——凶手逃走的必經之路。不得不說，這一發現稱得上一條寶貴的線索，我猶如撥雲見霧般重新看到了曙光。
失去劉凱威這個“搭檔”，並沒使我的思考陷入停滯，我很快便確立錄音機是凶手作案時所用到的工具之一。
以下是我的觀點。
在第一起案件中，凶手提前錄好了誘騙我上三樓修電線的錄音，然後撥打客廳座機的電話，在我接電話的那一刻播出錄音，我下意識地以為是謝凱，便遵照他的話去做。凶手正好利用我“作為退伍軍人頗具服從意識”的特點，成功地將我引開，然後溜回旅館作案。此外，由於用到了錄音機，因此很好解釋為什麽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模糊難辨，加上凶手在錄製的過程中極有可能刻意“改變”自己的聲調，使得想分辨其聲音幾乎變得不可能。
由此不難推斷出凶手是一名男性，可是，這又涉及到之前的問題:那聲音究竟是誰的？宋先生、謝凱、陳俊生、劉凱威、白丁還是那個男孩？用排除法分析，宋先生是受害者，因此不會是凶手；謝凱和陳俊生也被我證明不太可能是凶手；劉凱威，不可能；白丁，嫌疑已經被排除了；男孩，根本不可能。我不知道如此輕而易舉地將每個人的嫌疑排除意味著什麽，我也不敢往深處想，唯恐案子的眾多蹊蹺之處令我再度陷入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