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旬刊》第四十一期雜談上見到鄭振鐸君的一節話，很有意思。他說，
“鼓吹血和淚的文學，不是便叫一切的作家都棄了他素來的主義，齊向這方麵努力；也不是便以為除了血和淚的作品以外，更沒有別的好文學。文學是情緒的作品。我們不能強歡樂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強為歡笑。”
許華天君在《學燈》上《創作底自由》一篇文章裏，也曾有幾句話說得很好，
“我想文學的世界裏，應當絕對自由。有情感忍不住了須發泄時，就自然給他發泄出來罷了。千萬不用有人來特別製定一個樊籬，應當個個作者都須在樊籬內寫作。在我們看起來，現世是萬分悲哀的了；但也說不定有些睡在情人膝頭的人，全未覺得呢？你就不準他自由創作情愛的詩歌麽？推而極之，我們想要哭時，就自由的哭罷；有人想要笑時，就自由的笑罷。誰在文學的世界上，規定隻準有哭的作品而不準有笑的作品呢？”
以上所說的話都很確當，足以表明文藝上統一的不應有與不可能，但是世間有一派評論家，憑了社會或人類之名，建立社會文學的正宗，無形中厲行一種統一。在創始的人，如居友，別林斯奇，托爾斯泰等，原也自成一家言，有相當的價值，到得後來卻正如凡有的統一派一般，不免有許多流弊了。近來在《平民》第一百九期上見到馬慶川君的《文學家底愉快與苦悶》，他的論旨現在沒有關係可以不必討論，其中有一節話卻很可以代表這一派的極端的論調。他說，
“……若不能感受這種普遍的苦悶，安慰普遍的精神，隻在自己底抑鬱牢騷上做工夫，那就空無所有。因為他所感受的苦悶，是自己個人底境遇；他所得到的愉快，也是自己個人底安慰，全然與人生無涉。換句話說，他所表現的不過是著者個人底榮枯，不是人類公同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