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愛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文人，因為他們有一種非禮法主義顯現於藝術之中，意大利的波加屈（Boccaccio）與法國的拉勃來（Rabelais）可為代表。波加屈是藝術家，拉勃來則是藝術而兼科學家，但一樣的也都是道德家，《十日談》中滿漂著現世思想的空氣，大渴王（Pantagruel）故事更是猛烈地攻擊政教的聖殿，一麵建設起理想的德勒瑪寺來。拉勃來所以不但“有傷風化”，還有“得罪名教”之嫌，要比波加屈更為危險了。他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異於冷酷的清教徒，他笑著，鬧著，披著猥褻的衣，出入於禮法之陣，終於沒有損傷，實在是他的本領。他曾象征地說，“我生來就夠口渴了，用不著再拿火來烤。”他又說將固執他的主張，直到將要被人茶毗為止：這一點很使我們佩服，與我們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餘次一樣。
中國現在假道學的空氣濃厚極了，官僚和老頭子不必說，就是青年也這樣，如批評心琴畫會展覽雲，“絕無一幅**畫，更見其人品之高矣！”中國之未曾發昏的人們何在，為什麽還不拿了“十字架”起來反抗？我們當從藝術科學尤其是道德的見地，提倡淨觀，反抗這假道學的教育，直到將要被火烤了為止。（十四年二月）
藹理斯在《道德之藝術》這一篇文章裏說，“雖然一個社會在某一時地的道德，與別個社會——以至同社會在異時異地的道德決不相同，但是其間有錯綜的條件，使它發生差異，想故意的做成它顯然是無用的事。一個人如聽人家說他做了一本‘道德的’書，他既不必無端的高興，或者被說他的書是‘不道德的’，也無須無端的頹喪。這兩個形容詞的意義都是很有限製的。在群眾的堅固的大多數之進行上麵，無論是甲種的書或乙種的書都不能留下什麽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