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淩從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思想早已經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決定軍事力量。決定國家意識形態所熏陶。
所以趁著朝廷還沒有空管自己的時候，抓緊時間，把樂浪的經濟提上去，這樣以後至少朝廷怪罪下來的時候，還能拿得出一些理由來狡辯。
而賦稅是一個國家生存的經濟基礎;賦稅的合理與否關係到社會進步與倒退。
江淩原本想仿照唐朝的兩稅法，因為唐後期土地兼並嚴重,均田製破壞,租庸調製無法維持,國家財政收入減少。
所以實行了兩稅法，即每戶按資產交納戶稅,按田畝交納地稅,取消租庸調和雜稅、雜役。征稅時間是一年分夏、秋兩季兩次納稅。以資產和土地的多少作為納稅標準,即以資產稅取代自戰國以來的人丁稅。
這樣既統一了稅製,保證了國家財政稅收。又改變了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役製,惟資產為宗,放鬆了對農民的人身控製。
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擴大了稅源,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相對減輕了農民負擔。
但是這樣一來，土地兼並不再受限製,越來越嚴重,激化了階級矛盾，而且大地主隱瞞財產,轉嫁賦稅,政府又增加許多苛捐雜稅,農民負擔更加沉重。
但是現在齊國實行“相地而衰征”，根據土地數量征收賦稅額，這樣的好處是，可以使納稅負擔合理，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百姓安心生產，從而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保證統治階級的稅收收入。
可缺點是，不考慮土地是好壞程度、距離遠近情況等因素，就會造成賦稅負擔不合理的狀況，從而引起一部分勞動者因賦稅負擔過重而破產逃亡，甚至進行反叛鬥爭。
黃巾義軍的反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過重的賦稅負擔。
好在現在江淩和其他三城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他現在完全可以不再顧忌朝廷，自己改變稅法，使樂浪的百姓減輕負擔，有餘力發展其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