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進入19世紀以來，不管扶桑自己意沒意識到，其實它的命運和中華是緊緊相關的，尤其是亞羅號戰爭（1856年-1860年）對其影響尤盛：
最開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戰，英佛聯軍獲勝，迫使大老井伊掃部頭一係毅然與洋人簽署了通商約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華獲勝，使扶桑高層對是否堅持開國通商發生了動搖，進而在櫻田門之變後促使井伊一係被一掃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戰落幕，英佛最終占了上風，又讓此時的幕府執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場——洋人惹不得，攘夷還需從長計議。
但這樣左右搖擺是要付出代價的，上層猶豫的時候，扶桑攘夷之風已經成了氣候，連西洋人都感到了壓力。
根據安政五年簽署的通商約定，扶桑除了三港（長崎、神奈川、箱館）於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對外通商外，還有兩港兩都要隨即開放：
新瀉港開市時間為西洋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戶為1862年1月1日；
兵庫和大阪則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瀉由於沙洲過多，因此西洋人主動放棄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這江戶、兵庫和大阪的開港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鑒於扶桑攘夷的氣氛高漲，英吉利公使阿禮國，居然讚同幕府延緩開市的請求，但要求其出使歐羅巴向各國當麵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這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景象，由此可見此時攘夷的聲勢之大。
其實，扶桑攘夷的高漲，同樣深刻受到了中華的影響：
亞羅號戰爭，從1856年開始到1860年結束，英佛和中華時打時合，這貿易依然大受其苦——當然，長發之變造成的時局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對外通商，相當於瞌睡的時候發現了枕頭，因此很多洋商都從中華跑到扶桑來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