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讚成：“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發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可以說，上有朱元璋這樣愚昧的專製者，下有海瑞這樣甘於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國社會滔滔不止的貪黷文化。吃著粗糧青菜，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過著城市貧民的生活，海瑞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合理。他甘清貧如飴，清貧有助於他保持氣節，而富貴溫柔則是道德的陷阱。海瑞從來沒有反思過，開國之初的經濟蕭條與現在的經濟繁榮不可同日而語，以那時的標準作為現在的俸祿標準是否現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摒絕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國文化其實總是在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為中國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無處立足。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
“清官”現象，其實是貪黷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官與貪官相輔相成，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是官員們的反麵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受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海瑞都要嚴格遵守帝國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製、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裏，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他，但起碼不給他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日日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