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參加完小學長初中的考試後，我那個愛搗鼓生意的小舅舅，已經接替了外公在供銷社上班，當時他誇下海口，說隻要我能考上初中，就給我買一輛自行車，結果我真考上了，成績還不錯，小舅舅卻食言了，並沒有兌現諾言。
不過父母作主，給我買了輛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同時也給姐姐買了一輛。從小到大似乎都是這樣，考慮到我了才會考慮到姐姐，不過父母還是公平的，隻有我有姐姐一樣也會有。
這輛“飛鴿”牌自行車，伴隨我度過了整個初中生活，後來又伴隨我度過三年的高中生活，加上初中休學的一年，前前後後在我身邊伴隨了七年。
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初中，沒有自行車的一年，她平時就在學校寄宿。那時候國家是一周五天半的作息製度，等到父親空暇了，到周六的下午用自行車將她接回，周日的下午又送去學校，如果沒有空暇，就托人給姐姐帶去米和菜。
我考上初中時，父親還沒有落實政策，依然是民辦老師身份，在小學當校長。和姐姐一樣，最初上的也是會埠中學，在學校住宿。
大約上了半個學期，父親就落實了政策，正式成為一名有國家編製的教師，被分配到鄰近的澡下中學教書，隨後我和姐姐就辦理了轉學，跟著父親到了澡下中學學習。
大約也就在上初中那一年，公社不再叫公社而是改稱為鄉，生產大隊、生產隊也改稱為村和組。大約到九十年代，又開始撤鄉並鎮，許多鄉都改稱為鎮，隻有少數一兩個仍然稱鄉，農場的叫法則沒變，依然被稱作某某墾殖場。
姐姐從小給我的印象，是特別能幹，特別能吃苦，最聽父母的話，比我不知道要乖巧了多少倍，不管父母讓做什麽，都毫無怨言，毫不偷懶取巧。
當然，姐姐也因此特別得父母看重，在家裏地位卻很高，我們幾姊妹全要聽她的。我們幾姊妹年齡相差不大，我比姐姐小一歲，大妹比我小兩歲，小妹比大妹小一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