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鍾城、餘翔就是日本公司常說的“同期生”。我與餘翔是企業管理大專畢業，而鍾城來自響當當的東都大學。早在上中學時，我們就在課本中讀過兩位東都大學出身的女科學家的故事，幾乎就是中國的居裏夫人、女版的華羅庚。連女中豪傑都是東大的標簽，更可見它的傳奇與不凡。
東梁集團新員工培訓時，我們仨分在一間宿舍。我和餘翔是職工子女，能進東梁多少有些照顧的意思，而那時，東梁校園招聘的口號是“隻取A類學校的一等學生”，鍾城就是其中之一。
拿到飯卡、澡票、圖書證、冷飲券之後，鍾城臉上洋溢著融入大集體的喜悅，我們都暗自嗤笑他。這些屬於東梁的福利，我們從出生之後就享受上啦，仿佛閥閱世族的貴胄特權。對它們的使用須知，他有時會不明白，也鬧出過笑話，我與餘翔也不主動講解，那是既得利益者可笑的保守與矜持。
東梁現在也算是鍾城的了，但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
本來以為把自己交到東梁手中，我們的人生也就安妥了，這份工作管生管死的。但命運興衰的詭譎線路，不但世家賈府逃不脫，社會主義的大型國營企業也難免。我們的產品——棟梁牌鍋具雖然是民國時就已創立的名牌，但在市場競爭的巨潮中漸顯頹態，先後關閉了幾個在外省的分廠。我們的父輩安然退休，隨之退休的是廠裏的遊泳池、浴室、圖書館、幼兒園。乘公交車駛過東梁路時，我不止一次聽到乘客們議論：“東梁現在不行了吧？”
在東梁剛露敗相時，東都市為了扶持這家本地最聞名遐邇、最具曆史價值的企業，派來一位高學曆、高職稱、高業績的新總經理。正值壯年的羅總充滿了力挽狂瀾的豪情，也有些唯學曆論的意思。他也是東都大學畢業的，言必稱東大，弄得像我與餘翔這樣沒有過硬大學背書的人都覺得矮了一頭，“東梁子弟”的榮譽感變成了“頂班頂職”的陋習，是計劃經濟的殘餘。羅總不客氣地說，這種近親繁殖式的人力資源政策是東梁發展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