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們的消失一樣離奇，消失的人們又陸續離奇地回來了。
先是崔佳佳，她曬黑了。本來是為避暑去歐洲旅遊，誰知相較於往年，東都今年是難得的涼夏，而她去的西班牙則天天40℃，終於把她像回族人一樣的白皮膚給曬黑了，加上耷拉在腦後的低馬尾，她瘦了，疲憊了，顯老了。
我沒敢問離婚的事、鍾老伯自首的事，她卻坦然告訴我，已經去公安局說明，徐文忠遇害的24日晚上公公去上海參加老同事聚會——他那座三線工廠有很多同事是上海人，根本就不在東都，沒有作案時間。
“老爺子頭腦發昏，自首個鬼啊？”我說，“簡直給警察同誌添亂呢。”
“也許是小區裏連連出事，對鍾老伯心理產生影響。老年人心理是很特別的。”擷梅又來強作解人，“我上大學時，同寢室同學丟了東西。那時人毛糙，不懂尊重人，竟然一個個同學訊問，人人爭相表白自己沒拿，我覺得屈辱，偏不吭聲，弄到最後就顯得我最可疑。有那麽一瞬間，我都疑心自己是不是小偷了。也許是在一種心理的重壓下，加上家裏又有事，”她瞟瞟崔佳佳，“鍾老伯有那麽些心態失衡吧。幸好你回來替他洗冤了。”
崔佳佳抿抿嘴，瞥一眼樓上，轉身要走。
擷梅忙問，“你不回家？你家小姑娘呢？那個，老鍾呢？”
“回過了，拿些東西。女兒在朋友家。鍾城，我不知道。”
崔佳佳在聽濤台驚鴻一現的第二天，我又遇到了鍾老伯。他拖著超市購物車，背負著鄰居們的注視低頭直行，白發蓬亂地在頭上擺出亂雲飛渡的姿態。與我打個照麵，老人臉上現出尷尬，見我欲助力他將購物車推進單元門，又一疊聲地叫“鍾伯伯”，他鬆懈下來，任我將購物車送到電梯口，上了二樓。待打開房門，他像是已經遣散了所有抗拒，將門帶上的同時，也把我的肩膀攬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