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張端義在他所著的《貴耳集》中有一段話：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法，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製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把每一個時代的特征指出。“尚”從縱的方麵，可以說是時代精神，從橫的方麵，可以說是社會風氣。
一時代有它的特殊時代精神——社會風氣，也就是有所“尚”，這是合乎曆史事實的。成問題的是所尚的“主流”，是發端於“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層民眾？是中間階層的士大夫集團？
就曆代所“尚”而說，三代渺遠，我們姑且擱開不說，秦以下的刑法、材謀、節義、辭章、清談、族望、製度文華、法令議論，大體上似乎都和小百姓無幹，治天下者的作用也隻是推波助瀾，主流實實在在發於中層的士大夫集團，加以上層的提倡，下層的隨和，才會蔚為風氣，磅礴一世。不管曆史對所“尚”的評價如何，就主流的發動而論，轉變社會風氣，也就是所謂移風易俗，隻有中層的士大夫集團才能負起責任。
就上述的所“尚”而論，有所“尚”同時也有所弊。社會風氣的正常或健全與否，決定這一社會人群的曆史命運，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還是如此。例如秦尚刑法，其弊流為誹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東漢尚節義，固然收效於國家艱危之際，可是也造成了處士盜虛聲，矯名飾行，欺世害俗的偽孝廉、偽君子。晉尚清談，生活的趣味是夠條件了，其弊流為隻顧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國家民族的安危。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責的。周隋尚族望（唐也還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黃散令仆子弟的入仕，都有一定的出身。譜牒之學也盛極一時，可是用人唯論門第，不責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和綱紀也就談不到了。高門子弟坐致三公，盡忠於所事的道德也當然說不上了。宋尚法令議論，史實告訴我們，宋代的敕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來就是幾百千卷，結果是文吏疲於翻檢，夤緣為奸。議論更是不得了，當靖康艱危之際，敵人長驅深入，政府群公還在議戰議和議守議逃，議論未決，和戰未定，敵人已經不費一兵一卒渡過了黃河進圍開封了。饒是兵臨城下，還是在議論和戰，和戰始終不決，戰也不能戰，和也和不了，終於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