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諡號是“文襄”，在大清二百多年的曆史中，“文襄”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諡號。因為按規定，隻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得到“文”的諡號，也就是說“文”字是授給那些才華出眾、學問很高的大臣的。左宗棠三次考進士沒有中，但是後來朝廷禦賜了一個“同進士出身”，並榮升他為東閣大學士，而他本人也是有真才實學的，所以“文”字不算白給；“襄”字是給那些有大軍功、對國家邊疆有貢獻的大臣的，而“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積勞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到了鹹豐皇帝之後，“文襄”的授予，甚至要皇帝特旨批準才行。又因為“文襄”要求大臣既有才學還要打得好仗，不會在戰火中殞命而導致功業不成，因而這樣的才臣更是鳳毛麟角。所以左宗棠的諡號，也是難得一見的了。
左宗棠起楚軍，鎮壓太平軍、撚軍，又兵發西北，收新疆，“襄”字自不在話下。而他的“文”也不僅僅是表現在充當幕賓、軍師之上的。他的“文”還有很大一部分表現在他的政治成就上，比如辦洋務，造船、造槍炮等。很多人說左宗棠在政治方麵“不行”，不會搞政治，但這大多都是和晚清另一個掌舵手李鴻章比較而言的。事實上，左宗棠確實在政治上稍遜一籌，而且性格憨直剛強，也不會在暗地裏搞幫派，掰手腕，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內政上作出貢獻。
早在杭州和太平軍作戰的時候，左宗棠就認識到了水軍的重要性，在研究了外國人的作戰之後，他又深深覺得，必須將研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作為強國之道。於是太平軍滅亡後，左宗棠就不停地上折子，希望開廠造船。
對於造船事宜，朝廷一開始是有異議的，因為這又牽扯到了錢的問題。政府連年打仗，國庫早已銀子不多了。這個時候，英國政府不想看到中國造船，想要從中阻撓，便也暗中插了一手，放出各種消息蠱惑清政府，大肆倡導“買船論”。當時很多官員也就真的信了這一說法：造船不如買船。眾口鑠金，這樣的話說得多了，朝廷自然也就猶豫了，多次向左宗棠詢問關於造船的事項。左宗棠連連上奏，直言英國人是“不懷好意”。在他看來，自己造船，學習先進技術是“奪彼族之所恃”，而且雇來的不如買來的，買來的不如自己家裏造的，比起買船，造船雖然一開始花的錢很多，但是從長遠看來，這樣做還是節省了資本的。或許真是他年輕的時候做上門女婿使心中留下了疤痕，左宗棠對於類似這種凡事不由己、仰人鼻息的日子是深惡痛絕的。他堅決要求自己造船，自力更生，脫離洋人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