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講，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海軍和造船技術，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海防，所以左宗棠開辦福州船政局的本意是好的，但也是受到了時局的影響，而他的輪船確實與西方列強相比差距比較明顯。當時一些了解世界輪船趨勢的人士就曾指責福州船政局的輪船型號太舊，馬力太小，像是一個“龐大的玩具”。很多朝中官員也認為造船花費過重，所造出來的船又沒有什麽用，於是要求究問原因，停止生產。權臣李鴻章也一直提倡直接從外國買來先進戰船鞏固海防。就在這個時候，曾國藩病故，沈葆楨因為台灣變故被調去了台灣，這下整個福州船政局的生死就掌握在李鴻章一人手裏了。當很多反對造船的人都滿心歡喜地等著李鴻章下令廢棄船廠的時候，李鴻章卻突然一反常態，轉而擁護造船，說這是為了國家的長遠打算，不能因為花錢多就停下來。加之此前左宗棠對朝廷保證造船的費用“日見其少”，以及沈葆楨造商用船的提議，福州船政局又得以繼續存活下來。
到了1874年，也就是頭一個七年過後，船廠的經營者看到很多船政學堂的學員都已經學滿畢業，就試圖“自立門戶”，希望將這一批學員投放到生產、教育當中去。再加上很多洋工都自恃其能，挾技居奇，唯利是圖，因此有了辭退洋人之心。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正、副監督日意格和德克碑，月薪都達到了白銀千兩，英國人、頭等礦師布魯特年薪也有兩千英鎊，這些洋人平時的住房、路費、外出考察費全部由中方報銷，甚至連行李運輸、吃藥打針的錢也是由雇主承擔的，一晃七年下來，朝廷已經不願意再背負這些巨額的薪水負擔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州船政局辭退了全部洋工，改由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來主持工作，後來也有過因為新技術而聘請洋人的情況，但這都是小規模、短時期的，不再像剛剛成立船廠的時候，一下招來五十多名洋人幫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