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霍爾姆斯[30]
在教育史上，17世紀是一個非常有趣而重要的時期——明明當時的人們思想認真，情趣高尚，信仰虔誠，但教育進步卻幾乎為零。可以說，教育在17世紀才剛剛起步，因此，我們常說的教育改革者在當時更應該被稱為教育事業的先驅，而他們在那種情形下唯一的“成果”便隻能是一無所獲。宗教、政治、哲學和科學在17世紀幾經重組，其中30年戰爭和英國內戰均是宗教寬容與衝突的結果。美國殖民活動開始之際正值英格蘭斯圖亞特王室內部紛爭不斷之時，這種讓人心驚的變故卻成為了美國政治自由發展的保證，並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美國社會發展的成果，使之成功回避了大部分歐洲大陸國家，尤其是像法國那樣的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變革之路。歐洲大陸國家實行的專製製度在權力爭奪中不斷加強，直接影響了教育的發展。但與此同時，現代科學卻因為許多勇敢機智的冒險家的努力悄然誕生，從開普勒、伽利略到哈維，從天文學到生理學。
弗朗西斯·培根是反對經院哲學的先鋒，他通過觀察、實驗和歸納推理等新方法破除中世紀的謬誤與迷信，同時笛卡爾和其他有識之士們也開始為現代哲學著書立傳。可惜，在這樣一個精神和物質混亂的世紀，即使大家已為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誰又能指望真能因此得到累累碩果呢？一開始人類已經探索到一部分新知識，但由於沒有及時引進校園，幾年後，這些科學知識便變得不再適合作為學校教育。後來人們發現除了探索真理，更重要的便是爭取思想自由，但這一點也遭到了老學究的反對——也許在他們看來，想要思想自由還不如做白日夢呢。由此可見，雖然人們已經有了對普及教育的需求，但17世紀的政治製度遠不是能實現烏托邦的樂土。隨著學校教育的日益狹隘，學校的教學方法也越來越看重權威而忽視了理性，就連約翰·布林斯利和查爾斯·胡爾那樣的教育作家，也隻會建議改進古典教育，並沒有深入探討教學指導和教育紀律方麵的根本性改革，也並沒有幫助推廣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