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米切爾·溫特沃斯·斯普拉格[19]
少有以政治和社會為命題的書籍能在思想發展、公共事務管理以及政策決定方麵帶來深刻而持續的影響，像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那樣的更是鳳毛麟角。其他政治題材隻有在著書的當時具有強烈影響力，到了現在便隻剩下曆史學上的價值，例如馬丁·路德的《致德意誌基督教貴族公開書》和《論基督徒的自由》，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和莫爾的《烏托邦》則不屬於這兩者，因為它們既無法促成偉大且富有成效的知識進步，也沒有成為促成國家立法或製定政策的有力因素。雖然這兩者在剛出版時都被賦予了巨大的期望，但與馬丁·路德的著作相比，他們在塑造時代觀點方麵還是成效甚微，到了現在便隻剩下作為當年思想代表的曆史意義了。當然，盡管馬基雅維利和莫爾的論點沒有實踐的機會，他們的著作卻向世人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會發展追求。
馬基雅維利和莫爾的文藝複興思想
《君主論》和《烏托邦》都是寫於16世紀上半葉，正值文藝複興時期，人類在教育、藝術、道德等領域的活動和理想正被各種新思想衝刷。在那段時間裏，人類的精神從方方麵麵擺脫了中世紀傳統的束縛，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也超越了宗教倫理的限製，取得了意料之外的革命性突破，於是便有了馬基雅維利、莫爾等政治作家筆下充滿文藝複興精神的傳世之作。
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主要討論政府機構和政策的作用，莫爾更多地關注“何為理想的政府和政策”這一問題。他們都承認，社會秩序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一直盡如人意，紀律和傳統都是以結果為導向進行改革和變化的。這是文藝複興時期的觀點，也是現代社會的典型理念。從這個角度上說，現代曆史正是從文藝複興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