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布洛克[20]
在1752年到1764年間，亞當·斯密一直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國富論》可以說就是他給學生們上課時的講義合集。以希臘傳統哲學為基礎，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套小至個人行為準則大至社會秩序製度的道德哲學體係。亞當·斯密曾說過：“縱觀曆史我們發現，個人的幸福和完美並不局限於個人生活，還應該包括其在家庭、社區以及國家中的貢獻與收獲。”有鑒於此，亞當·斯密本人也遵循這個原則向學生教授課程。
亞當·斯密哲學體係的根本理論
亞當·斯密使很多傳統科目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1759年，他出版了令他蜚聲國際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在書中，他認為同理心、同情心是判斷人類行為動機及結果的核心，人類的同情心實際上就是這個社會的正義，同時也是“社會結構的重要支柱之一”。《道德情操論》反映的是18世紀社會普遍認同的自然秩序理論，即創世者以最大的仁慈造福於人類，哲學、政治和經濟等都是用來發現自然規律並促進社會發展的工具。在自然秩序中，上帝賦予每個人在合理範圍內追求和擁有自己幸福的權利，同時助力完善公共福利。在這種主張自然平衡和諧論調的基礎上，亞當·斯密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人生來有權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
早前，亞當·斯密曾寫過關於政府和社會公義的論文，可惜都沒有付梓成冊，後來他把所有想法和建議整理好，於1776年出版了流芳百世的《國富論》。
亞當·斯密關於福利及政治經濟學的構思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通過專業知識以及敏銳的個人觀察，把經濟原則與現實經濟生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與其他大部分經濟學著作不同，《國富論》一書中列舉了許多在實際生活中會運用到經濟學的例子。亞當·斯密不喜歡在經濟學的定義中糾纏，反而習慣直截了當地闡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富裕起來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國家土地的年產量以及社會勞動者的生產力才是“真正的財富”，這與以往很多把國家耐用品庫存視為財富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在亞當·斯密的文字中我們鮮有見到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唯一最接近的字眼出現在《國富論》第四篇開頭第一句。他說：“政治經濟學是幫助政治家或立法者製定國策的依據，它包括兩方麵的工作，一是為人民提供豐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或者為人民提供能獲得上述二者的環境和機會，二是為國家和聯邦創造足以完善公共服務的收入，這兩項工作都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