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八年，大清朝發生了一件看起來並不算大的大事：浙江巡撫黃宗漢上書參了浙江藩司椿壽一本，指責其犯有延誤漕運之罪。此間，朝野圍繞漕運一事，分出河運與海運兩派，彼此爭論不休，互參之奏折如雪花飛舞、鋪天蓋地。這運河即指的是京杭大運河，是為閩浙湖廣等東南諸省，向京城輸送錢糧貨物的命脈。但此運河曆經有明一代，又在大清治下經營百餘年，至道光一朝已是破落不堪，多處河段淤泥叢生，並且行船艱難，於是朝廷便有人提出轉走海運之計。
此言一出，即遭眾大臣激烈批駁，所言之理不外乎“違背祖宗海禁之法”，其背後原因卻也逃不開一個“利”字。漕運一事關係沿岸一眾大小衙門的利益，牽涉之廣用‘千頭萬緒’尚不足形容，所謂“百萬漕工衣食所係”，運河派自然不肯相讓。
浙江藩司椿壽，旗人也，自覺身份尊貴，為浙江官場運河派的堅定支持者。而黃宗漢何許人也？道光十五年，皇帝親選庶吉士，天子近臣，從兵部主事一路爬到浙江巡撫，才學超絕自不必說，最重要的是長袖善舞，精通上意。黃宗漢心裏明了，朝中為何會出現公然挑戰百年運河的海運派？自是皇帝有意要開海運。相比年年需耗費巨量庫銀修繕疏通航道的河運，海運無疑是筆省銀子的買賣，這點河運派看得清，皇帝更看得清，黃宗漢自然要看得清上加清。於是，浙江巡撫黃宗漢，成了浙江官場中海運派的最大靠山。朝野上下圍繞海運還是河運的鬥法正如火如荼，此為道光二十八年算不得太大的大事。
此年也發生了一件，在幾年後看來並不算小的小事：廣東花縣人士馮雲山遭本地士紳所率家丁的抓捕，其所羅列罪名乃是“妖言惑眾，聚眾謀反”。馮雲山在本地的依仗不多，唯有表親一名，名曰‘洪秀全’，在本縣傳播基督教義已有數年。聽聞馮雲山被捉拿，洪秀全耗費了好些銀兩，疏通了層層關係，方將馮雲山從縣衙中撈了出來。本地知縣從中賺了一大筆銀子，自然喜笑顏開，一時忽略了諸多可疑之處：自道光二十二年以來，朝廷為了還清給洋人的賠款，年複一年在兩廣地區刮地皮課重稅，洪秀全馮雲山這兩個並無家產的窮漢，何以忽然冒出這麽一大筆錢財？且洪秀全那勞什子教會是個什麽東西？那士紳所報，馮雲山乃是“聚眾謀反”又是怎麽一回子事兒？可忙著數銀子的知縣，倒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