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矛盾和戲劇衝突是有密切聯係的，但又是有顯著區別的。戲劇衝突必須反映生活矛盾，生活矛盾是戲劇衝突的基礎。它們之間的關係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的關係一樣：“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1]戲劇衝突是把生活矛盾集中、概括、提高之後的具體形象表現，因此比生活矛盾“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生活矛盾是生活中的原始狀態，一般是散漫的，進展緩慢的，錯綜複雜的，有的矛盾沒有激化成衝突就轉化了，各種矛盾交錯影響，情況比較複雜。而戲劇衝突是由作者經過長期深入生活，掌握住生活矛盾發展的必然規律，加以概括集中，典型化，根據主題思想的要求，突出一種矛盾衝突，加強它的戲劇性，給以藝術提煉和加工，加以想象和虛構，而成為劇本裏的戲劇衝突。
生活矛盾是非常廣泛而多種多樣的，但不是所有的生活矛盾都可以提煉成戲劇衝突。有的生活矛盾更適宜於用小說的敘述和描寫來揭示，有的更適宜於用詩歌來表現，而戲劇有它獨特的藝術規律，必須挑選生活矛盾中有戲劇性的，有舞台性的，提煉成戲劇衝突。我們試舉一例來說明作家如何從生活矛盾中提煉戲劇衝突。易卜生在1879年創作《玩偶之家》之前，就一直注意著婦女解放問題的發展，因為婦女解放問題是19世紀中葉歐洲各國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就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情況來說，自從丹麥理論批評家喬治·勃蘭狄斯把英國大思想家J.s.穆勒的《婦女的屈辱》一書譯成丹麥文以後，丹麥和挪威的婦女就紛紛組織“讀書會”一類的社會團體，寫小冊子，開演講會，宣傳婦女解放。易卜生和這些婦女界先進分子保持著一定的聯係，傾聽她們的意見。其中一位婦女後來就成為他的劇作《社會支柱》中的海斯爾小姐的原型。當時還有一位傑出的婦女領袖名叫柯尼拉·柯勒特的，常和易卜生來往，這位婦女後來就成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