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堂課緊接第一堂，《史記》是人人必讀的一部國學根柢書，那麽它是怎樣寫成的？即為什麽產生在西漢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時代？這絕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觀條件交叉產生的必然效應。客觀條件是時代的呼喚，主觀條件是司馬氏父子，特別是司馬遷發憤著書所做出的貢獻。換句話說，就是《史記》產生的曆史條件。
一、大一統時代的呼喚
這可從五個方麵來看：
首先，如何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需要總結曆史的經驗，作出學術的綜合。早在高帝即位之初，這位馬上得天下的開國皇帝，就讓陸賈總結出“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曆史經驗，尋求長治之術。文帝時，賈誼作《過秦論》，賈山作《至言》，總結秦亡的教訓，是陸賈《新語》工作的繼續，還是側重於政治方麵。到了漢武帝時代，理論的歸納，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春秋公羊學”，宣揚大一統，已經是學術綜合的工作了。與司馬談同時而與司馬遷相及的淮南王劉安，糾集學者編纂了一部“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更是學術綜合的工作。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強調百家殊途同歸，“皆務於治”，明確地闡述了學術綜合與治政的關係。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正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精神和時代的使命。
其二，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了修史條件。司馬遷修纂《史記》，“是長期的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如果沒有《春秋》《尚書》《左傳》《國語》《世本》等書的積累，就不可能憑空冒出《史記》這樣的曆史巨著。司馬遷能夠運用這些典籍，是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的條件。司馬遷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也就是司馬談、司馬遷相繼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閱讀秘籍圖書，成為最博學的人。太史府等於是國家給司馬遷設立的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