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洲國組織法》裏，第一章“執政”共十三條，條條規定著我的權威。第一條是“執政統治滿洲國”，第二至第四條規定由我“行使立法權”“執行行政權”“執行司法權”，以下各條規定由我“頒布與法律同一效力之緊急訓令”“製定官製、任命官吏”“統率陸海空軍”，以及掌握“大赦、特赦、減刑及複權之權”，等等。實際上，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麵去逛逛，便帶著婉容和兩個妹妹來到以我的年號命名的“大同公園”。不料進了公園不久，日本憲兵隊和“執政府警備處”的汽車便追來了，請我回去。原來他們發現了我不在執政府裏，就告訴了日本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便出動了大批軍警到處搜尋，弄得滿城風雨。事後執政府顧問官上角利一向我說，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今後再不要私自外出。從那以後，除了關東軍安排的以外，我再沒出過一次大門。
我當時被勸駕回來，聽日本人解釋說，這都是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覺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樓辦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後，我便對自己的安全和尊嚴發生了懷疑。
我自從發過誓願之後，每天早起，準時到勤民樓辦公。從表麵上看來，我是真夠忙的，從早到晚，總有人要求謁見。謁見者之中，除少數前來請安的在野舊臣或宗室覺羅之外，多數是當朝的新貴，如各部總長、特任級的參議之流。這些人見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獻納了貢物，可就是不跟我談公事。我每次問起“公事”時，他們不是回答“次長在辦著了”，就是“這事還要問問次長”。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不找我的。
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氣憤。他向鄭孝胥提出，各部主權應在總長手裏，重要公事還應由執政先做出決定，然後各部再辦，不能次長說什麽是什麽。鄭孝胥回答說：“我們實行的是責任內閣製，政務須由‘國務會議’決定。責任內閣對執政負責，每周由總理向執政報告一次會議通過的案件，請執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於總長應有主權問題，他也有同感。他說此事正準備向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提出，加以解決。原來他這個總理與國務院的總務廳長官之間，也存在著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