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先後召見了康有為、梁啟超，並沒有提拔重用他倆，梁啟超深為失望，情緒低沉；康有為一手策劃的京師大學堂人事安排計劃，又被孫家鼐全部否決，對於譯書局差使，梁啟超也是興趣不大，他感到前途黯淡，準備卷鋪蓋回廣東老家。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左膀右臂，康有為豈能舍得讓他離開？思前想後，康有為想出一條妙計：派遣梁啟超到上海，替換汪康年，主管《時務報》。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號恢伯。浙江杭州人。1890年，被湖廣總督張之洞聘為家庭教師。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進士。二十二年，他以《時務報》經理名義，邀請梁啟超擔任該報主筆。《時務報》是宣傳變法理論的主要陣地。
很快，汪康年就得到了梁啟超即將“取而代之”的信息，十分生氣。他怎麽會拱手相讓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於是，他把自己的意見刊登在同行的報紙上，希望喚起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康有為因此落了個“兔子要吃窩邊草”的罵名。梁啟超見到汪康年的文章，坐不住了，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答辯書”，大揭汪康年的老底；汪康年也不服氣，登報再“駁之”……筆墨官司打得不可開交，難解難分。康有為又想出一條妙計，代禦史宋伯魯起草了一份《請改為官報折》，心想：你汪康年膽子再大，還敢抗旨不遵？見到這份奏折，光緒皇帝似乎覺得有些拿不準，沒有馬上拍板，而是讓孫家鼐“議覆”。
六月八日（7月26日），也就是“內耗”發生的第10天，孫家鼐向皇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光緒皇帝當即同意，降旨說：“著照所請，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接旨後，康有為真有些哭笑不得，這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嗎？他根本就不願意離開變法中心。左思右想，他又做出了“不離京師、遙控辦報”的應對決定，並給汪康年發去一則電報：“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汪康年不但不加理睬，而且，還唱了一出“空城計”。七月一日（8月17日），他“就把《時務報》改名曰《昌言報》，大門外的牌匾、報紙的封麵都換成‘昌言’二字，把原來的‘時務’二字騰出來，留給欽差大臣（康有為）使用。”《時務報》名存實亡。聞訊後，康有為十二分生氣，當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去一封電報：“我奉皇上的諭旨，要把《時務報》改為官報，汪康年竟私改為《昌言報》。這個抗旨不交之罪。希望你禁止他發行。”劉坤一不但沒有理睬，反而把電報原封不動地轉給了總署。事情傳出去以後，不少人指責康有為“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使“新黨之人心解體”，康、汪爭執嚴重損害了改革派的內部團結和社會聲望，讓頑固派拍手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