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十年（1860年），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奏請設立總署衙門，專門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當時，清朝官吏都不懂外語，跟洋人打交道很困難。於是，恭親王建議在總署領導下，設立京師同文館，培養外語人材，以任翻譯。同治元年（1861年），慈禧和慈安批準了這一建議。
“同文館”本來是宋代接待外國使節的招待所之一。因為它具體負責接待高麗人，高麗與大宋同屬漢文化圈，高麗也使用漢字，屬於“書同文”，所以有此命名。清廷把教授自己子弟學外語的地方取了這樣一個怪名字，真是怪怪的。
同文館一經開辦，立即受到頑固派的詆毀。在大學士倭仁等人的煽動下，一時間“京師口語藉藉，或貼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有人特意作了這樣的對聯，予以挖苦：“‘未同而言，斯文將喪’，還雲：‘孔門弟子，鬼穀先生！’”更為膽大者竟在同文館門口貼了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
同文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招不到學生。當時，彌漫社會的是科舉崇拜，誰肯學習洋鬼子的話？人們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隻有讀儒書，學八股，考秀才、舉人、最後中進士、入仕途，才是人生正道。
同文館最初隻能在“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八旗子弟”中遴選。即使是旗人，也受到漢人科舉至上風氣的影響，一些旗人擔心子弟學了洋文，就會把靈魂賣給了洋鬼子，所以，都不太願意把他們送進同文館。朝廷隻好采取物質刺激的辦法，多給助學金（當時稱作“膏火費”，意為晚上點燈閱讀的花費），每月三兩白銀（《儒林外史》中開篇講的那位鄉村塾師周進，一年薪金才十二兩白銀），讀一兩年後，可升至六兩。學習成績好，高班學生如能輔導低班學生，還有報酬，最多的一個月可以拿到十五六兩。這樣一個學生一年下來可以拿到近二百兩。而一個七品知縣，年薪不過七八十兩。學生的夥食更是天天三頓宴席，夜裏聽戲回來晚了，還可以叫廚子起來做宵夜，送到寢室。就是這樣來學習的學生仍覺得矮人一頭。同文館優秀學生張德彝後來做了駐英國、法國等國公使，官至三品，他晚年回憶自己的一生時，還對子弟說：“餘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可見洋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