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中國比日本更早接觸西方文化，利瑪竇、南懷仁和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在康乾年間，都做過清朝高官。可是，中國喜歡以天朝上國自居，缺乏憂患意識，對西方文化有門戶之見，在接受上往往是淺嚐輒止。即使到了清朝後期，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在同一個時期發生的，洋務運動比明治維新還要早幾年。由於日本痛下決心搞明治維新，把西方文化視為世界先進文化來接受，很快就擺脫愚昧，一躍而成為東方強國；而中國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實用主義的，僅僅是希望在技術層麵上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造成了“四肢發達而頭腦簡單”。有識之士早就洞悉了中日兩國在對待外國文化上的本質區別。中國曆史上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在擔任駐英公使期間，就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異而歲不同”，並且學習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財政等“創製”，抓住了“立國之本”，而中國隻知購買西洋的堅船利炮，這使他產生了“寢室積薪”之憂。德國首相俾士麥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製，歸而行之；中人之遊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