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九”義舉一鳴驚人。
韓國臨時政府主辦的《獨立評論》介紹道：尹奉吉“兩手一揮，一便當高飛台上，霹靂轟炸，天地震動，台上人物，應聲紛撲。時在午前11時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侵略上海之敵總司令白川大將，身中204個大彈片，小片無數，至5月26日，斃於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折隻足；駐華公使重光，亦折腳，雖免慘死，然皆殘廢。此外駐滬總領事村井、民團書記友野及倭卒倭婦，均負傷。於是倭賊上下淘淘，所謂21發皇禮炮，亦因一聲炸響而停。瞬息之間，莊嚴慶祝會，頓成淒慘閻羅殿，乃實宣告日本帝國主義沒落之吊炮，懲罰殺人放火之霹靂。”日寇13名高官，死的死，傷的傷，僥幸逃生的也是驚魂未定，被嚇破了膽。
金九撰文評價說：“聞此巨響，而大叫痛快者，豈獨三千萬韓人乎？四萬萬五千萬華人宜有同感也。”
尹奉吉的義舉震驚世界，更激勵中國。《申報》近水樓台先得月，跟蹤報道了事件全過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斷左足》（5月6日）、《日軍司令白川義則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鮮》（6月4日）、《虹口公園炸彈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在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感慨不已：“國民黨10個師團未能做到的事，朝鮮一個年輕的義士卻辦到了。”
“四二九”義舉之後，韓國人的血性令人刮目相看，韓國的獨立解放運動贏得了世界讚許。在《白凡逸誌·下篇》中，金九欣慰地寫道：“第一，以萬寶山事件為起因，日寇采取離間中韓兩民族的政策。朝鮮各地動員了一些無賴殺害中國商人和工人。中層以上人士尚可明白這是日寇的奸計，但社會下層即使在東京事件（指1932年1月28日，韓國人李奉昌在東京行刺天皇失敗事件。引者注）以後也認為‘高麗人打死中國人’對我們民族懷有惡感。‘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日本恣意放火焚燒民房，還唆使崔英澤一類的流氓侵入中國人的家裏，在眾目睽睽之下搶劫財物。因此汽車和電車上的韓籍查票員成了替罪羊，經常遭到中國工人的毆打。但自‘四二九’事件以來，對韓人的感情迅速好轉。”許多商店、飯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主動對於韓國人實行免費或優惠政策。1933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金九，密商雙方合作事宜。經蔣介石批準，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每月撥款5000元，供金九等日常開支，其他事業費由金九提出計劃，報蔣介石批準後，另行核發。“第二，這一事件以後，美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韓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東京事件雖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卻是民族的光榮，而虹口事件則獲得了絕對的成功。自此以後，對我的支援和向臨時政府納稅急劇增加，我們的事業進入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