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專製統治不斷加強的過程中，他極為注意從政治上加強對各級官吏的控製。首先是對各級官吏的考核日趨嚴密和完善。
乾隆初年，由於推行寬大政治，內外文武官吏的京察、大計和軍政大多流於形式，各部堂官，各地督撫、提鎮往往將之視為具文，苟且塞責。為了扭轉這種風氣，他反複告誡主持考核的各級官員，一定要“矢慎矢公，至確至當，舉一人使眾皆知勸，退一人使眾皆知儆，始足以澄清吏治，整飭官方”。由於乾隆皇帝的重視，在他親政以後的幾十年間，京察、大計和軍政一直按期舉行。
在堅持定期對各級官吏進行考核的同時，乾隆還特別注意隨時對各級官吏進行審查，一經發現有違法亂紀行為清代青緞五彩仙鶴文一品方補者，不待京察、計典，立即予以懲治。這些舉措，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刷吏治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乾隆對各級官吏的控製。其次，他還先後做出各種規定，對各級官員的職權和活動嚴加限製。
根據乾隆的規定，官吏離京赴任，必須赴宮門請訓；在外任職的督撫、提鎮、藩臬、知府及將軍、都統、副都統等軍政官員，也必須按期奏請；如果當年未蒙允許，次年應再行奏請，直至得到允許為止；各地知府以上官員的除授，皆須由乾隆皇帝自己決定，各地督撫不得奏請揀發，尤其不準先斬後奏。
如乾隆二十年(1755)十一月，貴州巡撫定長因為不諳成例，奏請敕部揀選知府。乾隆斥之為“違例奏請”,並將此通行傳諭各省督撫。又如乾隆
二十三年(1758)四月，兩廣總督陳宏謀因為廣東按察使缺出，奏請“將該省道員王概、梁國治就近簡用一員升補”。為此，乾隆大發雷霆，將陳宏謀痛罵一頓，“藩臬為方麵大員，由朕特簡補用，從無督撫奏補之理”,“陳宏謀久曆封疆，自應素悉，何至冒昧若是”。十幾天後，陳宏謀便被降調江蘇，以總督銜管理巡撫印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