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的全部政治活動中，四處巡幸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麵。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巡幸活動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謁東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及木蘭秋獮五十二次，東巡曲阜舉行闕裏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台山六次，巡幸明陵、盤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區十四次，平均每年出巡兩次還多。乾隆皇帝這種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曆史上首屈一指，而且在兩千多年的曆代封建帝王中也極為罕見，對於乾隆時期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巡幸熱河避署山莊和木蘭秋獮是乾隆皇帝各種巡幸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種巡幸活動。從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初舉木蘭秋獮到他駕崩，除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偶有間斷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十三年(1778)因孝聖憲皇後喪期未曾舉行之外，基本上都是每年一次。巡幸季節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兩個月以上，有時還長達三五個月。
因此，盡管其巡幸次數不如謁陵次數多，但是其絕對巡幸時間卻遠遠超過包括謁陵在內的各種巡幸活動。以其每次巡幸避暑山莊的時間為兩個半月計算，五十二次巡幸，總計時間約在十年以上，相當於乾隆皇帝執掌朝政全部時間的六分之一左右。因此，可以說整個乾隆時期，避暑山莊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之所以極為重視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首先是因為它在鞏固國家統一、團結各少數民族方麵具有著重要的作用。木蘭秋獮始於清朝入關之初，當時，清朝統治者根據多數蒙古貴族未曾出痘，“以進塞為懼”,而“延頸舉踵以望六禦之臨”的情況，往往借出塞秋獮之機接見各部蒙古王公、台吉，舉行宴會，賞賜銀兩，調解各部蒙古王公之間的爭端，從而使中央政府與蒙古各部之間的聯係有所加強。三藩叛亂被平定以後，隨著清朝統治的進一步鞏固，鏟除準噶爾地區的厄魯特蒙古地方政權的任務提到了議事日程。與此同時，各部喀爾喀蒙古也率眾內附，需要處理的蒙古事務空前增多。為了適應這種形勢，康熙皇帝除多次舉行木蘭秋獮之外，還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後，在京師和木蘭圍場中間的熱河興建了避暑山莊。這樣，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