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北上秋獮、東巡謁陵之外，對乾隆時期政治發生過重要影響的還有乾隆皇帝的巡幸江南活動。繼其祖父康熙皇帝之後，從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也對江浙地區進行了六次巡幸。江南地區物產豐富，為全國財賦重地，曆代清朝統治者都對其深表重視，這當是百年之間祖孫兩代皇帝頻繁巡幸的共同原因。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南巡還有著特殊的曆史原因。雍正、乾隆之際，隨著封建專製製度的進一步加強，清朝中央政府和江南地主階級之間的關係一度頗為緊張。首先，在經濟上，針對江南大戶曆年賦稅積欠相當嚴重的情況，雍正、乾隆兩代皇帝曾先後兩次對之進行清理，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江南地主階級的物質利益。其次，乾隆皇帝即位之後，為了解決八旗生計，一度采取措施擴大八旗子弟入仕途徑；同時，還以整頓科舉弊端為借口，減少內地各省府、州、縣學生員名額，限製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入仕，也使以“人文淵藪”而著稱的江南地主階級的政治權益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因此，自雍正以後以至乾隆初期，江南地主階級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矛盾不斷，極不融洽。在經濟上，他們憑借人多勢眾和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百般阻撓和破壞清理積欠活動的順利開展，或者完舊欠新，或者新舊並欠，使得清理積欠活動無法繼續開展。對於在政治權益上所受到的損害，他們也同樣不能容忍。乾隆七年、八年間(1742—1743),六科給事中楊二酉、禦史杭世駿等人先後上書，對乾隆皇帝侵犯漢族地主階級權益的內滿外漢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乾隆十五年、十六年之間(1750—1751),又有人炮製了偽孫嘉淦奏疏稿，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其中開列“五不解，十大過”,將抨擊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乾隆皇帝本人。該奏疏稿雖然未必一定是出自江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之手，但是，其在江南地區廣泛流傳的現象說明，偽奏疏稿的有關內容在江南地主階級中產生了共鳴。對此，乾隆皇帝一方麵繼承其父雍正皇帝的舉措，以江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重點，大興文字獄，進行殘酷鎮壓；另一方麵又效法其祖父康熙皇帝的舊規再次南巡，並借巡幸之機采取一些讓步措施，對江南地主階級普加籠絡，從而使自己的專製統治進一步得到了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