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入關以後，鑒於明朝滅亡的曆史教訓，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保證賦稅收入，幾代統治者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都采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因此，從清初以來，農業生產和整個社會經濟一直在向前發展，從而為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局麵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乾隆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人口增長過快而出現了新問題。據統計，三藩叛亂被平定之初，全國人口近七千萬；乾隆初年，全國人口增加到一億四千多萬，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翻了一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由於攤丁入畝製度的全麵貫徹實行，人口增長率更高，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始終以千分之十三到千分之十八的高速度持續增長。到了乾隆二十七年
(1762),已突破兩億大關。此後，雖因戰爭、災荒，人口增長率較前一時期略有降低，但是因為人口基數過大，每年絕對增加人口仍然有增無減，等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達到三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全國人口連翻兩番。盡管廣大勞動人民不斷開墾荒地，擴大種植麵積，改進耕作技術，推廣高產農作物，但是整個社會人均占有耕地麵積仍然相對不足，人均分有糧食也較明朝後期有所減少，因而市場米價持續上漲，人民生計乾隆通寶問題日益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乾隆皇帝為了防止發生新的社會動亂，鞏固自己的統治，他適時地采取了種種措施，以改變局麵。他即位之初，即聲稱“農桑為致治之本”,“食為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並反複要求各級官員“重農務本”。爾後，隨著全國人口的不斷增長，他又多次強調“養民之本，莫要於務農”,“勸民勤農，為政之本”,並將此作為考察各級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之一。乾隆二年(1737)五月，旨令南書房、翰林院和武英殿翰林一起將中國古代農書以及各種典籍中有關“播種之方，耕耨之節與夫備荒、驅蝗之術”的記載匯編為《授時通考》一書，“頒布中外，庶三農九穀，各得其宜”。乾隆八年(1743)四月，禦史徐以升奏進區田法，每畝約費工本銀三兩，產量卻高達十餘石，“收獲之廣，無逾此者”。對此，乾隆皇帝深表讚許，當即下令奉宸苑依法試種。同年七月，他又準許湖南巡撫蔣溥的建議，由當地政府捐資，在民間推廣雙季稻的種植。對於其他可資民生的經濟作物，如植樹、種棉、栽培茶葉、苧麻、種桑養蠶等，乾隆皇帝也大力提倡推廣播種。與此相反，對於不事生產的遊惰之徒，如僧道、娼妓等，或者加以限製或者明令取締；對於有礙糧食生產的一些行業如釀酒，一些作物如煙草種植，則嚴加限製。所有這些措施，既表現了乾隆皇帝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生產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