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農業經濟為支柱的封建社會中，是否把農民的災情時刻掛在心上，體現出當政皇帝的明與昏、智與愚。乾隆非常明白這個道理。他懂得，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不管是什麽樣的自然災害，對農民來說都是致命的打擊，因為這將奪去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甚至連最基本的口食都將失去，為了生存，他們必然到處流浪。而災民在流動的過程中，對社會所造成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不言而喻的，這又直接威脅到統治基礎的穩固。所以重視流民問題，特別是自然災害引起的流民問題，從根本上加以防患，是治政的必需。
乾隆七年(1742),江蘇、安徽遭受特大水災。為了防止災民四處流浪，乾隆於八月十五日下諭：“今年黃河、淮河水災嚴重，朕宵旰憂勞，百端籌劃，以拯吾民之困厄。”可是即便這樣，仍然會有貧窮饑民攜家帶口到鄰省四處覓食，他最終放心不下，遂命江南、山東、江西、湖廣等省份的督撫，嚴格飭令地方官員，遇到江南災民路過，必須隨地安置留養，或者借用寺廟，或者搭蓋篷廠，讓災民“有棲止之所”,按人發放糧米。
在乾隆的諭令下，地方官員也有相應的積極行動。山東巡撫晏斯盛奏報：江南各省受災流民需要很多糧米，“待哺甚急”,已經飭令州縣官員查明，“每日計口給米，總期寧濫無遺”,並且打算讓災民留養一段時間。山東巡撫的舉動得到了乾隆的讚許，認為辦理甚為妥當。河南巡撫雅爾圖也有類似的奏報，稱河南地方不惜動支公款，購買糧米設立粥廠，每天計口救濟災民，等待洪水退去以後，分別資送回籍。
為了能夠及時對災情加以控製，幫助災民渡過難關，乾隆還特別傳下諭旨，嚴禁地方官員隱匿災情不報。諭旨中稱：“水旱災荒，尤關百姓之身命，更屬朕心之所急欲聞知而速為經理補救者，是以數年中頒發諭旨，不可勝數，務令督撫藩司臬等飛章陳奏，不許稽遲，亦不許以重為輕，絲毫粉飾，倘或隱匿不陳，或言之不盡，朕從他處訪聞，必將該督撫等加以嚴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