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官場上，由於某種心理作用，高一級的官吏糾參下屬貪贓枉法是應盡的職責，而下屬官員如果糾參上司，皇上往往對案情持懷疑態度。早在康熙年間，江蘇巡撫張伯行彈劾江南總督噶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幸好張伯行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廉吏”,最後才得到保護沒受衝擊，而噶禮被革去總督職務。
乾隆也免不了會有這種心理上的毛病，當禦史糾參戶部尚書鄂善時，他並不相信鄂善會有受賄行為，後來在即使知道了鄂善果有受賄實情後，仍然有回護的意思，不幸的是鄂善沒有體會到皇上的苦心，當聽說皇上要賜死他時，不是請求寬免罪行，而是翻供，對當麵承認的受賄事實又給否定了，還說他之所以承認受賄，是為了皇上體麵一點兒。這就免不了會觸怒龍顏，被斥為“無恥喪心，至於此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乾隆即位二十多年後，仍然有類似的案件，雲南巡撫郭一裕彈劾雲貴總督恒文貪汙一案，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五日，乾隆傳下諭旨，派遣刑部尚書劉統勳查審恒文一案。四月十一日，他又諭令軍機大臣：為了徹底查實恒文貪汙案，等劉統勳到達定長處，這次諭旨內容讓他看一下，你們一同前往雲南。不要把這次行動目的事先告知滇省，以免泄露。恒文家人趙二是這個案件的要犯，應當嚴加防範，不要讓他聽到風聲遠避，一查明案情，就將恒文摘掉印信加以質審，一麵向朕奏報情況，一麵將雲貴總督印務交給定長暫行署理。從這次行動的方式上看，可見乾隆已經下了極大的決心，一定要把雲貴總督恒文貪汙案查實清楚，嚴肅國家法紀。
盡管乾隆以極其特殊的方式調查恒文貪汙案，他仍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跡，因為恒文給他的印象相當好。恒文是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初年以普通生員身份授筆帖式，做一些文書工作。以後接連四次升遷，從一個普通生員平步青雲，成為從二品大臣，對於一個並沒有顯赫家世的人來說，他憑借的是優秀的治政才能及善於交際的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