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以專製統治最高代表的身份，嚴厲處置幾名貪贓大員，也是合乎他嚴以治國要求的，然而更能體現他嚴格執法精神的是，即便是皇親國戚貪贓枉法，照樣嚴懲不貸。有關這一點在他嚴格懲處貴妃之弟高恒的事件上，體現得尤為充分。
乾隆是通過一封奏折發現高恒案情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七日，新上任的兩淮鹽政尤拔世奏稱：去年兩淮鹽政普福上奏，要求預先提戊子綱引目，仍然令各個商人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開支，共繳庫帑二十七萬八千餘兩，普福在任上支用八萬五千餘兩，剩餘十九萬餘兩，請求交納內務府查收。而這項剩餘銀兩，由於從來沒有看到過有關上奏，乾隆看到尤拔世的奏折，陷入了沉思，初步斷定是某些官員私自動用了。
然而乾隆認為，這宗案件實在是太大了，所牽涉的銀兩數目巨大，如果從乾隆十一年(1746)提引算起來，每年提引庫銀二十萬兩到四十萬兩不等，每引按繳銀三兩計算，二十年來應該有一千多萬兩，可是以前從未有鹽政上奏過這項收支詳情，不是被贓官貪汙又是什麽呢?於是他要求必須徹底調查清楚，命令江蘇巡撫彰寶迅速秘密趕往揚州，會同鹽政尤拔世詳細清查，務必使問題水落石出，不管遇到什麽情況，不許瞻徇姑息，然後根據所調查的實際情況具奏。
是年六月二十五日，江蘇巡撫彰寶根據調查情況向乾隆奏報道：有關預提綱引事件，本來是陳奏後辦理的，但是“其中尚有餘利，每引繳公費若幹，亦應一件奏聞，乃竟隱匿不報，前鹽政等居心實不可問”。根據向總商調查的情況知道，曆年提引各商，總共獲取餘利銀達一千九十多萬兩。他們說曆年置辦貢品及預備差務總共用銀四百六十七萬多兩，還有各商未能繳納餘利銀六百零幾十萬兩。彰寶奏報又稱：想到這項餘利銀去向可能與鹽政等暗中饋送有關，因而再加審訊。根據總商黃源德、江廣達在審訊中供稱，乾隆二十六年時兩次交給高鹽政綱引銀八萬五千九百餘兩，乾隆三十年送給高鹽政綱引銀一萬兩，乾隆三十一年，再次送綱引銀四萬兩，都是管事人顧蓼懷收納的。另外還有一些送銀情弊，總商並沒有完全說實話，請求革去商人黃源德等六人職銜，將運使趙之壁暫行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