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統治期間，利用政府的力量，先後組織全國的學者進行了大規模的編修書籍和搜集、整理古典文獻的活動，從而使乾隆時期的文化事業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入了有清以來最發達的時期。
乾隆是中國曆史上有著較高文化素養的少數民族皇帝。早在備位藩封的青少年時代，在其父雍正皇帝的關心下，乾隆皇帝即“熟讀《詩》《書》、四子，背誦不遺一字”;“精研《易》《春秋》《戴氏禮》、宋儒性理諸書，旁及《通鑒綱目》《史》《漢》八家之文”。滿、漢、蒙古文字無一不通，論、賦、詩、詞無所不能，七八年間，積稿盈尺，並先後將其匯編為《日知薈說》和《樂善堂全集》二書刊刻行世。同時，他還認真鑽研書法和學習繪畫，並且在這兩方麵都有一定的造詣。乾隆皇帝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係統的文化教育，使得他對漢民族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愛好。即位之後，他仍以“書生”自許，並經常與臣下講詩論文，數十年中，吟誦不絕，新篇迭出。據他自稱“若三日不吟，輒恍恍如有所失”。據統計，在他的一生中，以他的名義刊行的詩、文集有十二種之多，其中詩作竟達四萬多首，文章將近兩千篇。這些為數浩瀚的詩作和文章，不但在曆代少數民族皇帝中絕無僅有，即使在包括漢族皇帝在內的全部帝王將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乾隆皇帝對文化事業濃厚的興趣和愛好對他在位時期的文化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統治期間，一直致力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即位之初，針對長期以來儒生社會地位較低的問題，乾隆皇帝先後采取各種措施，提高儒生的社會地位。乾隆元年(1736)二月，他決定“嗣後舉貢生員等概行免派雜差”。同年九月又規定，職官及舉貢生監犯罪發遣，“一概免其為奴”;十一月間又下諭旨，嚴禁地方官擅行斥革生員。與此同時，他還適當提高了國子監和各省教職官員的品級，改變了過去教職人員兩官同食一俸的舊例，給予全俸；其中地位較高者，還給予頗為優厚的養廉銀。對於士子仕途，他也大開綠燈。除正常鄉試、會試之外，他還累開博學鴻詞科和各種恩科鄉、會試達十四五次之多，將一批又一批的封建儒生吸收到各級封建政權中來。此外，他還利用外出巡幸之機，對沿途進獻詩賦者進行考試，中式者特授舉人、進士並量授官職，以表示自己對儒生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