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文化事業上的另一個重要活動是對以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學者給予了積極的鼓勵和支持。正是在他的扶持下，乾隆時期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術活動進入了**，並且在這一學術活動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一時之間，學術界人才輩出，碩果累累，一片繁榮景象，對於中國古代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乾隆皇帝之所以對整理、考據古典文獻的學者表示重視，起源於他對程朱理學和理學名臣的厭棄。清朝初年，在建立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程朱理學尤其是理學名臣立下了汗馬功勞。儒家經典的政治含義是經過他們的解釋才被最高統治者理解和接受，清朝政府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政策經過他們的宣傳才和漢族人民心目中的聖人孔孟聯係在一起，因而，清廷入關之初，即將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學思想；同時，對於理學名臣，也開始不斷擢用，優寵備至。
當時，雖有一些學者從事古典文獻的考據和整理，但就其構成人員而言，大多都是民族意識較為濃厚的漢族知識分子；整理文獻的目的，又大多是以此作為思想上的一種寄托和拒絕與清朝政權進行合作的一種鬥爭方式。後來，雖然由於清朝長期統治的進一步鞏固和在清朝統治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陸續加入學術隊伍，使這一學術派別中的反清的政治色彩日益淡漠。但是，因為他們的學術活動對最高統治者加強政治統治的關係不大，除了最高統治者為了表示自己“稽古右文”偶爾對其中的個別人表示禮遇之外，其他絕大多數人終生未得一官半職。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生的乾隆皇帝，從其幼年開始，即接受了比較係統的理學教育。因此，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理學篤信甚誠，習誦不輟。他說：“朕自幼讀書，研究義理，至今《朱子全書》未嚐釋手。”“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辯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人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同時，對於先朝理學名臣如鄂爾泰、張廷玉等人也放手使用，信任有加，尊崇備至。然而，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不斷加強，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中的一些內容先後成為專製統治進一步加強過程中的絆腳石。這樣，在經過百年之久的全盛時期後，理學名臣和程朱理學都遭到了乾隆皇帝的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