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通過廣求纂書、纂修群書而對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的同時，為了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他還迭興文字獄，並厲行查繳、銷毀禁書。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有鑒於前朝文字獄在統治集團中造成的恐怖氣氛及對整個社會帶來的動**和不安，一度采取了比較緩和的政策，對前朝文字獄造成的遺留問題有所匡正。與此同時，對於當時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不符合統治者思想和需要的著述，也沒有采取十分過激的做法。如乾隆元年正月，禦史謝濟世進獻上自著《學庸注疏》一書。該書認為，明初帝王所以把朱熹的《四書集注》捧上了天，是因為朱熹與明朝皇帝同姓的緣故，表麵看來是在表彰古聖先賢，實則是在吹捧自己。對於這種包含反對程朱理學內容的著作，乾隆皇帝雖然認為其“謬妄無稽，甚為學術人心之害”,但在具體處理上，也僅是“發還其書”。後來，隨著乾隆皇帝的統治地位逐漸地得以鞏固，對於一些有礙其統治的著述的處理也開始逐漸升級。
乾隆六年(1741)八月，湖北通山縣全崇相刊刻了其父全淵所著的《四書宗注錄》一書，其中有“推祟逆犯呂留良之處”。乾隆皇帝得知後，令即“追出書板銷毀”。同年九月，又因湖南督糧道謝濟世所刊自注經書“肆詆程朱，甚屬狂妄”,“殊非一道同風之義”,而下令湖廣總督孫嘉淦將其有關著作“即行銷毀，毋得存留”。盡管如此，但對於這些書籍的作者，乾隆皇帝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處理；而且，在其中的謝濟世因受上司誣陷而遭到迫害時，乾隆皇帝還委派官吏查明情況，嚴肅處理。因而，一直到乾隆十六年夏天以前，文字獄案件次數極少，基本上沒有再次發生康熙、雍正兩朝對文字獄涉及人員殘酷打擊、迫害的現象。
乾隆十六年(1751)夏，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偽孫嘉淦奏稿案。這一奏稿言辭之激烈、內容之尖銳、傳播範圍之廣泛和政治影響之大都遠遠地超出了乾隆皇帝的想象，因而，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乾隆皇帝極感被動與孤立，並對形勢做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感到，不但在各級官吏隊伍中有著一支和自己相對立的勢力，而且因為固有的滿、漢民族矛盾，這一勢力還有著極為深刻的曆史的和社會的基礎。為了進一步鞏固清朝政權和加強自己的專製統治，乾隆皇帝除動用全國力量追查偽奏稿作者，並尋找時機對各級官員中的反對勢力嚴厲打擊之外，還大幅度地扭轉文化政策。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先後製造了上百起文字獄，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鎮壓。這樣，文化界在經過乾隆初年的短暫的平靜時期之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動**而又混亂的災難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