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統治後期，在位已經四十來年，由於乾隆皇帝對治上異己勢力的打擊和官吏隊伍的自然更新，各級政權機構中的其父雍正時期的舊臣基本上被清除殆盡，幾乎所有官吏都是由乾隆皇帝親自培養提拔的。和君權相比，臣權本已低得可憐。盡管如此，為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專製統治，乾隆皇帝仍然把限製和壓抑臣權作為自己的一項主要政治主張。
在所有官吏中，科道、禦史等言事官員因為職務關係，和乾隆皇帝的各項政治舉措關係密切，因而成為乾隆皇帝重點限製和打擊的對象。在他看來，凡是臣下上書言事，都是“效明末諫垣門戶惡習”,都是對自己權力的侵犯。因而，對於言事官員，稍不遂意，不是降黜，就是發配邊遠；至於降旨申斥，則幾乎更是家常便飯。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給事中李漱芳、禦史範宜賓先後上言：王倫起義的爆發是因地方官員諱災不報、饑民無食所引起；同時，他們還提到京畿一帶地方也有類似情況。然而，對於他們的這些言論，乾隆皇帝不但不予以重視，反而下令進行反調查，指斥二人“身為言官”,而造作無稽之談，為亂民飾詞卸過，其心實不可問”。因此，李漱芳被降為主事；範宜賓則被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三年多以後，禮部尚書永貴循例題請將李漱芳補為員外郎。乾隆皇帝得知後，又大發雷霆，斥禮部尚書永貴的這一做法“乃明季士大夫惡習，黨援朋比之風固結不解”。他表示：“我大清列聖相承，朕敬承先誌，方以振綱飭紀為務，豈容大臣等之行私藐法乎!”李漱芳官未升成，禮部尚書永貴卻因此而被摘去頂戴花翎，革職發往烏什辦事。
因為乾隆皇帝對言官非常反感，還經常對言官奏疏中的字眼兒百般挑剔，稍有不謹失敬之處，也被視為觸犯皇帝尊嚴而予以懲治。如乾隆五十年三月，禦史費孝昌奏請官吏終養父母一疏中有“君設身以處”字樣，當即被乾隆皇帝指斥為“措詞乖體”,“全不知敬謹之道”而勒令休致。總之，在此期間，幾乎所有的言官皆因上書言事而遭到申斥和處分。在乾隆皇帝的強力壓製下，言路閉塞，言官地位也下降到了雍正以來的最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