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統治時期，為了享樂的需要，最高統治者已經先後興建過一些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主要有：京西有暢春園、圓明園等別墅，畿甸有湯山、盤山諸行宮，距京三百裏外的承德，還有涼爽宜人的避暑山莊。應該說，可供最高統治者享樂遊憩的場所已經為數眾多了。然而，乾隆皇帝即位以後，卻仍不滿足，並在所有這些工程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木興建活動。乾隆五年，乾隆皇帝首先在圓明園東南空隙之地另建長春園、綺春園；爾後不久，又以“仰承祖製，欲舉臨邊講武之禮”為借口，鳩集工料，重新修建熱河避暑山莊。根據他的指令，工匠日夜興作，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時，避暑山莊中的建築物已由康熙、雍正時期的十六處增加到三十八處。
如果說，由於言官諫阻，乾隆統治前期，對土木建築之事還沒有放開手腳的話，那麽，到了乾隆後期，隨著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極端加強，乾隆皇帝便更加肆無忌憚。在此期間，圓明園由雍正年間的二十八景擴建為四十景，避暑山莊也由康熙時的三十六景增加到七十二景。著名的承德外八廟，大多都是在這一時期中建造或者重修。與此同時，所有“京師壇廟、宮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乃至街道市容以及帝後陵寢，如裕陵、泰東陵等項工程，也無不動工修建，“工役之費不啻累百萬”。宮廷土木建築之外，乾隆三十年以後，乾隆皇帝還專撥庫帑五百萬兩，對全國各地的城池普加修葺。
所有這些工程，盡管乾隆皇帝一再宣稱“皆物給價，工給值”,但在具體執行中，弊端百出，不但大大虛耗了國帑，而且也使廣大人民的賦役負擔成倍地增長，嚴重地妨礙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對於這種虛耗國帑、濫用民力、有害無益的活動，連乾隆皇帝本人有時也覺得太過分。乾隆四十六年，他還專門寫了一篇《知過論》以自箴。但是，就像吸食鴉片中毒的煙鬼一樣，乾隆皇帝雖知這樣做不當，但卻不能戒除。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不但熱河避暑山莊的土木工程一直沒有停止，而且其他大型土木工程也開始動工，對於乾隆末年的國家財政危機和乾隆皇帝專製統治的衰落都產生了極為惡劣的負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