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乾隆後期之後，乾隆不僅政治上的極度專斷、生活上的驕奢**逸，在軍事上，他也偏好窮兵黷武。其主要表現是再次出兵征討大、小金川。
前文說過，在第一次金川戰役中，由於氣候惡劣、地勢險要和指揮不當，進剿的清軍曾經陷於幾乎不能自拔的境地。彈丸之地，屯兵七八萬，曆時兩年，耗帑兩千萬，連誅兩大臣，八旗、綠營將士死亡不可勝數，但卻未能實現犁庭掃穴的目的，最後還是靠了政治招降，才使這場戰爭不了了之。因此，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對於金川事務，乾隆皇帝的態度一直很是謹慎。
乾隆十七年(1752),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曾乘當地土司內訌的有利時機，在當地人民的支持下，出兵雜穀，將其下屬一百零六寨改土歸流，四萬多人因此而“換製衣帽”。同時，他們還計劃對鄰近土司也采取類似行動。然而，由於初次金川之役的教訓和缺乏政治遠見，乾隆皇帝對此不但沒有予以支持，反而指責與事官員“輕舉妄動”,“又生釁端”,並諭令將已經歸流的雜穀地區再設土司。正因為如此，使得當地土司製度得以繼續存在，而後成了政治局勢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乾隆二十年(1755),各個土司之間的爭鬥重新開始，其中最為嚴重的仍是大金川土司對相鄰土司的侵擾活動。在初次金川戰役中，大金川並未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因而戰爭結束不久，該土司即恢複元氣，“自恃地廣、人眾、力強，與各土司措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
為了製止該土司對鄰近土司的侵擾而又不使清朝政府軍隊直接介入，乾隆皇帝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以番攻番”。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乾隆皇帝諭令川督開泰傳知小金川、綽斯甲布、沃日諸土司，集合土兵攻打大金川。對此，大金川土司最初頗表畏懼心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其原來土司頭目莎羅奔死後，繼襲土司郎卡曾經表示屈服，退還侵占各土司土地，戰爭暫時中止。但為時不到一年，屈服之意全無，又向丹壩土司發動了進攻。於是，四川督撫再次組織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丹壩、沃日、鬆崗、梭磨、卓克基等九土司聯合攻打大金川。由於缺乏統一指揮，兼之以參戰各土司有的是土司庸愚，兵力微弱；有的與大金川本是姻黨，於是，存有觀望之意，首鼠兩端，因而攻戰四年，其戰果卻極不理想。乾隆皇帝不得不改變策略，於是，諭令四川總督阿爾泰“直入其境，愷切曉諭，以彰威德”,進行政治招降。